首页 -> 2006年第7期


柳宗元、苏轼游记的感物特色比较

作者:方星移




  一方面,柳宗元并不放眼于永州所有的山水,他赏爱这里的云山、流溪、竹石,体会山水的知己之感,“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营营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鉧潭西小丘记》)。山水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然而更是柳宗元的匠心独运,他是山水的发现者,又是山水的改造者。他在游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述改造山水的过程,“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同上),“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石渠记》),也展示令其满意的改造结果,“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钴钅母潭西小丘记》)。主体的发现与改造构成了山水之美的核心内容,即山水的灵性与生命活力。可以说,柳宗元再造了永州山水的生命特征,千百年来展现给我们的永州山水既是自然的造化,又是人的艺术杰作。
  另一方面,柳宗元遍游是州,孜孜以求的山水皆是运用比兴的手法象征化的山水,它们或地处偏远,被视为弃地,或深藏秀谷,人迹罕至,或荆棘遍地,需开道而行,凡此种种,奇山异水无他人欣赏喜爱,似乎专为等待主体“我”的发现与欣赏,“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也因为我的知己之赏,山水的奇、幽、丽等特征才被世人所知,山水就成为“僇人”的象征物,山水的特点象征人的特点,山水的被遗忘象征人的被遗忘,山水与人成为一种对应的互赏、共感的同类。因而,凡所得之山水,他必定着意渲染,详细铺陈,“异类”的山水才是他迫切需要的发泄对象。山水在比兴后被赋予的情感表述上的意义也很深刻,它意味着作者探奇访幽之时也正是寻求解脱精神痛苦之时,品味山水的被忽视也就是在细细咀嚼着自己被贬谪的痛苦,在细细的体悟中,作者受贬谪打击的悲愤、忧怨的情感随之带有了悲剧的力度和深度,一如屈原的忧思,“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新唐书》本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柳宗元来说,感物的过程即是游心的过程,超脱的过程。
  也正因为是率性地吟赏山水,苏轼笔下的山水具有平淡无奇的特点,是用赋的手法铺展开来的,多用白描,山水景物具有最直接的表现性,其要点在于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表达心境。作者的兴趣不在山水景物的奇、幽、丽,不在于对山水本身的精雕细琢,也不在于山水与人的同生共感的相似性、可象征性,而在于山水景物的直接触发性,他能触动作者寻求解脱痛苦的心情,成为渴望平和、闲适境界的媒介,山水与人的心境能互适、互协。如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月色竹影,形光色态,闲情逸致,游记把游、景、情结合起来,空灵美景、闲适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人如在画中游,画也因人而生动感,作为“闲人”的“我”和张怀民也成了最美丽的风景的组成部分,成为这幅水墨山水画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清人储欣在《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中说:“仙笔也。读之觉玉宇琼楼,高寒澄澈。”再如《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休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作者在松风亭下,悟出的恰恰是人生不受束缚和追求的非刻意性。心境与景物的和谐应该是这两篇游记脍炙人口的原因。在苏轼这里,山水不是精细刻画的对象,而是成为表现主体意识、自我感受的载体,如《记游松江记》简写松江景色以突出丧友之痛,《游沙湖》写沙湖美景以抒写友朋之乐,《记游庐山》甚至没有具体的风光的描写,只用“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概括,而着重抒发其谪居黄州四年后仍没被人遗忘的感受。对于苏轼来说,体物的过程既是审美的过程、超脱的过程,更是生活的过程,是在最常态的日常生活中感受着山水景物之美。
  
  三
  
  有人说柳宗元、苏轼的山水游记分别代表着“再现”与“表现”的不同模式,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二人游记各自的特点呢?“游记体散文往往受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特别是诗歌内容与时代风习的影响。”“记游载体、作者独特的审美体验是影响游记规范的两种主要因素。”记游载体本身的要求、作者独特的审美体验及其他艺术形式固然影响游记文的特点,但同时综合考察这两位散文家的山水游记,我们会发现,作家感物时的情感思维方式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轼、柳宗元游记的共同点是在贬谪中感物,但情感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游记的不同特色。他们的游记都是贬谪时期的作品,贬谪改变了作家的情感体验,全新的山水环境也改变了作家的心理机制。而不同的人对待贬谪的态度不同、对待贬所山水的态度不同,会导致游记呈现不同的特色。这就是柳宗元、苏轼同为贬谪天涯的逐臣,又同为写山水胜景的高手,而游记特色各不相同的原因。僻远的州县,穷困的荒村,成为贬谪文人新的生活环境,对新环境在排斥中的无奈接受使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然山水上,“凄凉地”的山水与京都的山水是如此的不同,这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的创作激情。可这里的落日、黄昏、山川、草木又时时处处地提醒他们远离朝廷的“边缘化”现实,因而他们眼中的山水就有了个性情感的投影,成为情感的载体,或多或少地诉说着文人的遭遇,承载着主体幽怨或平和的审美意蕴。
  就柳宗元而言,他的一颗“寂寞心”在寻求如何排解苦难,他不能释怀已经逝去的优越性,否定现在。他把新环境看成是难以接受的蛮荒之地,如同陷阱,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曾这样描述永州,“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行影,动成疮痏。”他在恐惧中感受和体悟着这些山水,有意识地找寻情感发泄的对象,其游记是主体在对穷山恶水的审视中审美。这是一个中唐士大夫在政治生命沉沦之时对待贬谪与贬所山水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几百年后的苏轼对待贬地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接受身边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山水,游在其中并将其艺术化,精神相对轻松得多。虽然言及黄州等贬地的“僻陋多雨”、“穷陋”等,但远不及对它们的欣赏,他在《与言上人》书中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也。”武林,指杭州,他认为贬所与杭州的山水难论优劣。此语虽然包含几分无奈、些许言不由衷,但他积极主动地欣赏这些山水,其游记在人与山水的亲和中审美,后人能从中体会出旷然天真的心境。他与山水间的关系无疑比柳宗元与山水间的关系更为现实也更为和谐。其实,在感物的过程中,作家的个体情感生命体验得以彰显,艺术审美的体验得以实现,这样,生命之花和艺术之花在苦难中绽放,使得他们对山水的感受和体悟不断升华,具有了超越贬谪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总之,比较柳、苏二人的游记,在体物的目的、特点、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这些使得他们的游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柳宗元以主观刻意的、选择性的视角观察山水,把特定的山水当成同病相怜的珍爱对象,对客体的精心描摹是游记的主要内容,占主要篇幅,主客体间在讲究相似性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表达手法是精细的描绘与刻画,一城一石、一山一水在他的笔下形态各异,真正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得清幽之景饱含忧怨之情,因此,山水游记对忧怨主体的直接象征性和间接表现性是其主要的美学追求
  苏轼观察山水是客观随意性的,外物对于主体而言随处可得、触手可及,游记中主客体间讲究自在的契合、无时不在的默契,追求和谐性,对山水的描摹只占极小的篇幅,表达手法多为几笔轻轻的点染,体现为适境的创造,“鲜明地而又仿佛极不经意地渲染出一种情调或一片心境”。因此,山水游记对贬谪中冲淡平和心境的直接表现性是其美学追求。其中表现出哲学家睿智达观的生活态度、作家自由挥洒的气度,导致苏轼游记有信手写来的随意,情、景、物、理四者密切关联、无可不入,这无疑使得游记更“散”,意味着苏轼的游记散文能打破各体散文的界限,也就更接近散文贵在“形散而神不散”的现代观念。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方星移(1969- ),湖北英山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①刘勰.文心雕龙·物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诗品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③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上编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④王立群,姬忠林.再现、表现、文化认同:唐宋山水游记的三种模式[J].天中学刊,1995,1.
  ⑤何梅琴.苏轼游记散文艺术特色论[J].平顶山师专学报,1996,9.
  ⑥王立群,姬忠林.再现、表现、文化认同:唐宋山水游记的三种模式[J].天中学刊,1995,1.
  ⑦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⑧尚永亮.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论柳宗元游记诗文的直接象征性和间接表现性[J].文学遗产,2000,3.
  ⑨王水照.宋代散文选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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