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五四”个性解放者的困境
作者：何云贵
对于这出婚姻悲剧，涓生事后的悔悟道出了主要缘由，那就是“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他们忽略的东西确实太多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然而，他们当时却并未意识到这点，只是沉醉于甜蜜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无心顾及其他。同居后，子君与涓生便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整日快活地忙碌，至于“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而每当“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他们就这样反复回味咀嚼爱情，真有点像是把爱情当饭吃了。然而这样的温习久而久之也会让人感到烦厌和无聊，于是涓生提醒着子君“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虽然“子君也领会的点点头”，但终究没能时时更新。这样狭隘的生活注定了危机的存在，涓生也预感到了危机的潜伏，他说“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事实最终应验了涓生的预感。当涓生失业，生活出现危机时，他们的爱情最终也因当不了饭吃而受到严重影响，婚姻因此破裂。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悲剧，一方面显示了“五四”个性解放运动中青年男女在自由恋爱追求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性与狭隘性；另一方面也形象地证实了“爱情至上”可能带来的悲剧后果。他们的悲剧无疑可以给那时正在热恋中和即将要恋爱的时代青年男女以有益的警示。
三、对一种个人主义的批判
个人主义作为“五四”个性解放者持守的思想武器，本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十八世纪的“天赋人权”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哲学思想。传到现代的中国后，便被分解吸取，进而形成了多种类型。有“假的个人主义”，即“为我主义”，不管群众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自私自利”；有“独善的个人主义”，即不满意于现实社会，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只想逃避，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社会现实的“理想生活”；有“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独立思想，不肯盲从，对自己的思想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几种类型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都曾被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人辨析批判过。比如胡适认为，周作人多次介绍的“新村生活”，就是这种想逃避社会的纯属个人主义的生活，指出这种完全离开现实社会的“独善的个人主义”，实属一种主观的有害的幻想⑤。因此对“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是需要仔细辨析的，不能一概而论。对此，鲁迅也早于一九零七年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过：“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⑥事实正是如此，比如在鲁迅的个性解放者人物系列中，魏连殳的个人主义就与吕纬甫有些不同，子君和涓生的个人主义也与他们有明显差别，鲁迅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的感情也是各有不同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深知明察”的。
《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这对个性解放者，不同于狂人与吕纬甫的“妥协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魏连殳身上那种“真的个人主义”，他们身上有更多的“为小我”的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品质。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中，我们看到的个性解放就是解放自我。固然，解放自我也是值得肯定的，它毕竟是解放社会的第一步。但他们却是以解放自我为唯一目的，完全“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这正是鲁迅要予以批判的，因为鲁迅是将“立人”与“立国”联系起来考虑的，主张个性解放者不但要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也要承担社会责任的。
特别是涓生这一个性解放者，在他身上的独善其身的利己的个人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他不但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连对维持家庭照顾子君的责任都不愿承担。在危难时刻竟抛弃子君独寻生路而去。以传统道德眼光看，涓生的做法是有些薄情寡义的，难怪要受到许多论者的谴责。仔细探究涓生个人主义思想的渊源，似乎与他谈论过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关。易卜生说：“我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涓生就是这样在他与子君共渡的“婚姻家庭之船”被撞沉之时，首先救出了自己。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曾得到胡适高度肯定，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⑦。如此说来，对涓生这一思想行为的理解就不应那么简单化了。以个人主义的道德标准衡量，涓生的行为倒是理所应当无可厚非的，涓生自己似乎也并未有多大良心不安，要不是子君死去的话，尽管在做出决定抛弃子君之前，他也曾有过一些犹豫和内疚。
涓生在抛弃子君之前反复考量的“自救”还是“救人”的内心矛盾，其实也体现了“五四”个性解放者秉承思想的复杂性或曰矛盾性。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曾是作为两种重要的思想武器被引进和大力倡导，并为个性解放的时代青年所吸取，用之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这两种思想本质上有矛盾但并不一定构成尖锐对立，但当“自我”与“他人”出现利益的两难选择时，这种尖锐对立就形成了，并给个性解放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困扰。涓生的内心困境其实就正是他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选择陷入了两难，“自救”就不能“救人”，“救人”就难以“自救”，十分痛苦。这种矛盾鲁迅也曾有过。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⑧涓生的内心矛盾其实是投射了鲁迅的许多心境的。但作为一般个性解放的青年涓生却并没有先驱者鲁迅那样高尚，鲁迅虽有内心的矛盾，但终究选择的是救人的人道主义，涓生却只救出了自己。这都说明了“五四”时期一般个性解放者个人主义思想的狭隘性。
四、个性解放者的路
“五四”时期对个性解放的提倡，是与当时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的，革命先驱们在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路的多次失败中，最终认识到了民众启蒙的重要性。于是引进西方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掀起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因此，“五四”个性解放者最初的角色定位就是被设计用来承担反封建的道义，捣毁压迫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此，“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的提倡者多有论述。如鲁迅认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途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⑨。把个性解放视为建立“人国”的根本途径。陈独秀也认为个性解放者当“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⑩，强调个性解放者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