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春阳》中蝉阿姨与《金锁记》中曹七巧对比分析

作者：路晓琳

　　七巧不同于蝉阿姨，她出身低微，从残疾丈夫那里，又得不到正常的性爱，然而她又是一个正值盛年的女人，心理和生理的饥渴灼得她如同久旱的禾苗，需要倾盆大雨的滋润。她的情欲要比蝉阿姨强烈得多，年龄相当的小叔子季泽就这样进入她的围猎范围，怎奈又遭拒绝。过剩的“力比多”化作炙烈的复仇欲望，她在寻求机会行凶使坏。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写道：“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就恶的无孔不入。”^⑧当得知年轻时的情欲对象季泽的登门拜访竟是为了钱，七巧对爱情彻底失望了，一颗火热的心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渐渐冷却，一点点扭曲变态，转而利用手中的财产压迫弱势对象，落魄的季泽不得不在她面前低下头来，甚至家人——生命中唯一真正属于她的儿女：一手破坏了女儿的最后一桩姻缘，挑拨儿子与媳妇的关系，逼得媳妇上了吊，用鸦片将儿子牢牢拴在身边，让他们一辈子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从一个被压迫者到一个压迫者，七巧一步步获取了权利，并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的自私残酷较之那些男性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示了女性惊人的反叛力量。她的堕落是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张扬的生命力如见风之火烧得泼剌剌作响，漫卷之势铺天盖地，直至要拉上亲人做陪葬，在坟墓一样的公馆中一心作着自己王国的慈禧太后。
　　
　　三
　　
　　对于善女人蝉阿姨成功揣摩诠释的内心，离不开作者施蛰存的城市边缘人叙事身份的确立。他少年时生长于上海近郊，家境虽是小康却也和乐融融。江南乡镇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给他以深深的浸淫，同时感受到了乡村封建道德的保守力量。上海又是他青年时求学和工作的地方，在这里不但获得了学识上的弥足进步，而且在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中窥见了“半殖民地城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⑨。往来于乡下和城市之间，施蛰存以平和的心态将写作的焦点对准乡间的旧式妇女，用心理分析手法，探寻在封建专制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思想夹缝中挣扎的女性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一系列善女人表面平静而内心不安，蝉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忍受着性的压抑和生的苦闷，在封建宗族势力面前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无从发泄，在无欲无爱的生活中苦熬了一辈子。
　　而作为最后的贵族的张爱玲，虽出生于名门望族，却是生活在不务正业的父亲、留洋的母亲、懦弱无能的弟弟、冷酷邪恶的继母中间，从小得不到家庭温暖，少年时更在父亲的毒打之下逃出家门。人性温情的一面早早在她面前关上大门，对人间的冷漠、无情倒是深有体会，于是暴露人性之恶便顺理成章了。求学香港又值战乱，看惯了炸弹将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于是在战火、死亡、窒息中品味人生的张爱玲，写作姿态就如《传奇》初版封面那个探入人家的现代女子一样，冷眼旁观着世间的饮食男女，他们讲求实效与世俗的算计，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性的目的做着你死我活的争斗。她的这种俯瞰姿态深刻地将人性的冷漠、自私、残忍以至畸变一一道来，含着一种淡淡的疏离，一缕温婉的宽容与嘲讽。七巧就在精神欲求极度匮乏而无法得到满足的状态下，由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女渐渐变成一个恶毒尖酸的怨妇。这种变态人性的爆发，一方面是作者压抑情绪的曲折表现，另一方面是对人间丑恶的大胆揭露，这是长久压抑的爆发，“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辣”^⑩。
　　游走于城市——乡村之间的施蛰存，置身于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中，深感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女性的无奈。他的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多取材于身边琐事，都是发生在家庭中、邻里间的平凡人生中的一个镜头，一朵浪花。在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他学会了运用弗氏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手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解构人物的心理流程，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可以说是弗氏理论的感性显现，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在作者细致生动的笔下，这一切道来又顺乎自然。他以平等的女性观正面展示与分析女性心理，探寻造成女性扭曲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回归到女性的本真状态，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半梦半醒之间，仅存的少许知觉往往也是片刻闪现，在茫茫人海中亦很难激起什么反应，没有大喜大悲，只有平平淡淡的人生。
　　而作为香港——上海这类畸形城市的居客，张爱玲在中华古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撞击中，在沦陷区的颠沛流离中，永远维持着一种放逐、病态的生活。她的文艺观自然受她人生观的影响，趋向于表现人生的平凡与不确定。她完全站在男性社会的地位看女人，只重视她们性别的一面，截取人生的一段，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多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发展，演绎女性人物不为人知的苦楚，亦有对弱势者（子女）女巫般的威慑。这类人物将以父权社会最为暴虐的形式，玩味着支配他人的权利，对他（她）实行种种残酷的精神上的虐待，以此报复父权社会加之在她身上的一切。
　　张爱玲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她的英文造诣也甚深，有着与施蛰存类似的文学熏陶，同样生活在上海这一中西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市，同样擅长心理描写，取材世俗人生、敷衍凡人小事、洞察世故人情成为二者共同取向。施蛰存作为海派前辈，他的创作既为海派文学的发展拓宽了新路径，又在潜移默化中给后来的张爱玲以间接影响。上海对于施蛰存和张爱玲来说，有着同样的心理地图，施蛰存往来于松江与上海，张爱玲往来于上海与香港，他们只是上海的居客，上海是他们上演人间悲喜剧的舞台，于他们是不相干的故事。他们笔下的人物也是活在过去的人，新的时代、社会唤醒了他们久封的情欲，却由于自身的惯性和无适于实现欲望的环境而如同那个永远吃不到鼻子上香肠的狗，绝望而饥渴中，他们的欲念四下游走，却找不到出口，一任自身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
　　海上的传奇故事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无论是之前的施蛰存，还是后来的张爱玲，在世事变幻的云起雾散中，他们注目的是饮食男女的家长里短背后的人类真相。无论是在熙暖的春阳下，还是在幽怨的月光中，人间都在上演着同一主题的悲喜剧。这样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路晓琳（１９７９－ ），河北阳原人，现为河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４级硕士研究生。
　　
　　①②③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９页、第２００页。
　　④⑤⑥⑦施蛰存：《善女人行品》，上海书店印行，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８页、第１００页、第１０１页、第１０５页。
　　⑧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８页。
　　⑨严家炎：《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０页。
　　⑩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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