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新声旧韵总幽独

作者：施永秀

　　
　　三、绚烂归于平淡
　　
　　张爱玲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中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环境中应有的自觉。”^⑧这段话说明了张爱玲“传奇”时代对绚烂风格的追求：苍凉的意义，繁复的意象，新奇的比喻，机智的反讽，华丽的色彩等，许多论者称为“张爱玲体”。《十八春》呈现出显著的文风变化：平实的语言，白描手法，意象、隐喻的稀疏，色彩的趋淡，不复有《传奇》的夺目与绚烂，桑弧在作品发表初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我读《十八春》，仿佛觉得她是变了。文章比从前来的疏朗，也来的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色调”^⑨。笔者以为张爱玲文风“绚烂归于平淡”的原因可从以下方面考察：
　　其一，主观的艺术追求。据桑弧透露张爱玲也为“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于她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⑩而苦恼着，说明她对自己的华丽文风有反省意识；更重要的是张爱玲一直对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平淡之境的心追神慕。张爱玲幼时就迷恋《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是张爱玲重要的文学资源之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给《海上花列传》以“平淡而近自然”⁽¹¹⁾的评价，胡适对“平淡而近自然”这样解释：“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¹²⁾张爱玲五十年代给胡适写信希望小说《秧歌》有平淡而近自然的风味，并认为：“《醒世因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¹³⁾推崇《海上花》“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¹⁴⁾，张爱玲后期的小说有意向《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靠拢。
　　其二，新文艺时尚和通俗文本促使她进行叙述上的自我调整。张爱玲不仅对通俗化、大众化的新文艺时尚有所了解，而且据她的弟弟回忆她还很欣赏赵树理等作家的作品⁽¹⁵⁾，所以她清楚地知道华丽苍凉的“张爱玲体”与新社会的文艺趣味格格不入；华靡的文体也不适合通俗文本，会阻隔大众读者的阅读。这些原因促使她叙述风格转向移位。
　　其三，张爱玲的人生姿态和写作姿态的变化。“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¹⁶⁾，可以看作是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人生宣言，做人的年轻气盛发奋进取、为文的全力以赴情文并茂，衣装也别出心裁独领风骚，一切要的是“放恣”，是“绚烂”；一九四五年八月开始，由于时势的变化及私生活的挫折等原因，张爱玲由绚烂之极突然淡出文坛，复出后的张爱玲的为人与衣装都趋近平实、平常，从她的散文与照片都可看出来，尤其到上海解放，人世的沧桑加上为人的敏感，她更加“淡出”，有次着家常衫裤去领证件，被问“认识字吗？”⁽¹⁷⁾竟感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与之相应，她的文字由绚烂归于平淡，标志是《十八春》，之前张爱玲只写过几部电影脚本，难以看出文风的变化，《十八春》可看作文风转变的第一个标示。文本的平实、朴素可映现作者“淡”的写作姿态，与《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在光与色的炫目中所映现的全力以赴才情的发奋姿态确实是大相径庭。
　　“淡”的写作姿态的另一面是因缺乏投入而导致的文本个别段落的粗糙，如“但是给她妹妹这样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给糟蹋掉了，变成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一想起来就觉得刺心”⁽¹⁸⁾，短短的几句话，连用两个“刺心”，这是她前期文本绝对没有的。可能面对新的环境，张爱玲创作心境有些不宁，甚至已在思量去留之事，写作有时难以投入；加上赶写连载，一期赶一期，状态好的时候，就会有精彩的张爱玲式的文字化出，否则就会出现那些勉强而无神的文字。
　　这部创作于新中国的长篇小说与“传奇”时代的文本相比，显示了多种新质与变异，但它毕竟是张爱玲的文本，苍凉的人生底色、精彩纷呈的意象、“日常生活的况味”等永远是张爱玲文本的底子与关键词。
　　曼桢无法摆脱的命运奠定了文本的苍凉底色，即使没有巧合与误会的作祟，曼桢的生命中有“惘惘的威胁”，她的无法坦白的家世背景，始终作为黑魆魆的生命底色窥视着她，即使她要强地要摆脱它，已经就要脱离它，它还是伸出黑色的魔掌将她攫入黑暗。祝鸿才横行不法，但后半生也是在凄凉的窘境中度过，最后葬海身亡，是其飘蓬身世的凄凉注脚；中年的祝鸿才在家中得不到温暖，无奈在朋友的妻女那里觅到了人伦的温情，祝鸿才陪外室看病那一幕温情中透着苍凉的况味，好人与恶人都笼罩在苍凉的人生大幕中。小说还写了许多凡人的生活悲剧，世钧的父母与姨太太那种旧式夫妻之间的可悲可怜的关系；世钧与翠芝新式婚姻中的琐屑与无奈；曼璐毁了自己的亲妹妹，自己在病痛与凄凉中离开人世；曼桢母亲寡居无依，辛勤劳作抚育子女，充满了不得已的卑微与苟且，哪一种不是苍凉的人生！那个黄昏出现的五香蘑菇豆干的苍老声音，正是这个人生舞台的背景声音。张爱玲在通俗的文本中，不由自主传达着她一贯的生命感觉，言情与传奇、误会与巧合，好人与坏人依然映现着苍凉的人生底色，这与《传奇》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因此这部通俗小说又有着不俗的品位，是张爱玲式的通俗文本。
　　张爱玲小说中“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¹⁹⁾，她将意象与隐喻、象征、暗示、联想、通感等融为一体，精雕细琢，光色绚烂，而且纷至沓来，层出不穷。而《十八春》随着文风的变化，意象稀疏，而且略去雕琢，不被光色，几乎不引人注意，但单纯平实、自然贴切而不落痕迹。沈世钧与曼桢十八年后偶然相逢在叔惠的家里，“满地的斜阳，那阳光从竹帘子里面筛进来，风吹着帘子，地板上一条条金黄色老虎纹似的日影便晃晃悠悠的，晃的人眼花。……房间里有非常静寂的一刹那，许太太拿起芭蕉扇来摇着，偏是那把扇子有点毛病，扇柄快折断了，扇一下，就‘吱’一响。那极轻微的响声也可以听得很清楚”⁽²⁰⁾。斜阳、日影映照着十八春的流年，无限的沧桑与苍凉；轻微的扇子声凸现在众声失语的静寂中，反衬、夸大着这无声，这无声又反衬、夸张着人物内心喧嚣的声浪。日常朴素的意象，贴切地映现着人物的心情，淳厚而隽永。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谈到《海上花列传》“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²¹⁾，《十八春》里上海的街头、弄堂较《传奇》中的沪港洋场社会更“粗疏、灰扑扑”，有着“日常生活的况味”，顾曼桢家所住的弄堂琐屑而生动：公用电话、水龙头、曼璐的客人、淘米洗菜的娘姨，窗台上晒着的棉鞋，在弄堂骑脚踏车的男孩，母亲与祖母缝补浆洗与三餐的琐屑与忙碌，灯下的晚餐与夜话……还有其间涵藏的酸辛、苟且、庸碌、无奈，这里有“通常的人生的回声”⁽²²⁾，它不是拼贴的市井风俗画，而是毛茸茸的连皮带肉的人生质地，人物也是这种质地上长出来的凡胎，曼桢是集美善于一身的女主角，又是日常的邻家女孩。像《海上花》一样，张爱玲并没有泼墨涂抹，而是“浑不觉”地“轻描淡写不落痕迹”，这个通俗的悲情故事因为有了这层毛茸茸的人生质地而别具日常人生的况味。“日常生活的况味”是张爱玲后期向往的小说境界，“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笔法也为她心追手慕，而《十八春》是较早出现了这种境界与写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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