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兄弟》走到“天边”了吗？

作者：吴猛强

　　如果说，这些只是写作场景的变化，是近乎“形式”的话，那么《兄弟》下部对性的袒露的描绘，似乎有了“内容”的变化，也实现了余华自己在小说写作上的从“上部”走向了“下部”的转化（即“拳头”的暴力向性的暴力的转化）。熟悉余华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在《兄弟》之前，作者虽然以对暴力的细致刻画著称于世，但在性的描写上却表现得相当含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区分了余华与其他同辈作家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印象里面，掐指算来，余华以往的作品里，有关性的描写的数量似乎少得可怜。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描写，又都表现得相当精致。比如，《活着》里家珍对“菜与肉”的经典比喻，又比如说《许三观卖血记》里的“大腿根”^⑥的描写等等，都可谓不失文雅。
　　但是在《兄弟》的下部，不知道是不是余华真的陷入了“概念式图解”^⑦的小说写作的误区中，为了服务于表现一个他所谓的“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⑧的时代的需要，才不惜“染指”暴露的性的写作，还是作者本身在写作的审美取向上经历了否定、走向了开放？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余华写作姿态从“上部”向“下部”的“历史性”突破，却使作者在小说写作上，以《兄弟》的下部为转折，实现了暴力表现形式由“贫穷”的野蛮向富足的“体面”的转化。例如，余华对李光头在林红修复处女膜前后的几次狂飙突进式的性进攻的赤裸裸的描写，其中所蕴涵的“坚硬如水”的暴力，不仅天才地再现了“血管里流动着冰碴子”的余华形象，而且使余华在性的疯狂与暴力的描写上，与其他作家一下子拉开了距离。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作家把性在“暴力美学”的表现上，张扬得如此突出，直至“又红又肿”^⑨。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兄弟》的下部所表现的余华在认识和写作上的变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认识和写作对象的变化。不知道余华有没有想到，当他实现了自己写作姿态上的从“上部”向“下部”的转化时，却很可能只是作者自己一相情愿地将两种不同的暴力表现形式，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标记和规定。事实上，余华在《兄弟》的下部对性所做的极力铺张的描绘，仅仅只是向读者“澄明”了性的暴力在后一个时代存在的可能^⑩，而这并不等于就否定了性的暴力在前一个时代的存在的可能性。迷失在语言表现之中的余华，也许忽略了经过自己的艺术表现所凸显出来的存在（性的欲望和暴力），在客观上并不是因为其被凸显才存在的。毋宁说，存在原本就存在，只是未及得到“澄明”而已。因此，当余华捡拾起自己在以往的作品里面，遗忘了给予“暴力美学”表现的性，而在《兄弟》的下部里面大张旗鼓地加以渲染时，就仅仅只是“澄明”了一种被自己所遗忘了的存在而已。换句话说，如果在以往的作品所描绘的以往的时代／前一个时代里，余华就将性的暴力与疯狂圈入自己审美表现的对象范围之内，那么相信作者在性的暴力与疯狂的艺术表现上，昨天绝对不会逊色于今天。
　　因此，当余华声称要在《兄弟》的上部和下部里面，表现两个不同时代的变化时，我们所看到的还是一种“存在论”上的隐蔽的重复。严格地说，作者只是通过专门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敞亮”存在的同时反衬出了原先的存在的被遗忘。比如说，在下部里面，余华对场面宏阔的处美人大赛的近乎魔幻般的描绘，不仅让我们想起了上部里面同样是场面热烈的“文革”游行，并且围观的看客出于不可遏制的性的欲望，趁机浑水摸鱼，大占参赛小姐的便宜，更是让我们想起了上部里面同样是在一种围观的场合里面，男性看客在性的冲动下，霸占女性的便宜⁽¹¹⁾。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余华的写作真正地记录了他所声称的两个时代的最根本的变化了吗，还是仍旧在复现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些不变的记忆？
　　应当说，在《兄弟》的下部我们所看到的最优秀的篇章，还是作者对生活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内里的把握。比如，爷爷死后，刚从乡下回到镇上的宋钢，提着那个印有“上海”的旅行袋，站在家门口等待李光头时，作者对宋钢如何换着手提旅行袋，以及害怕旅行袋被弄脏而不愿将它放在地上的细节的描绘。单就小说的情节发展而言，这个细节的描写当然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一旦这个细节存在了，一个有生活经验的、并且有着“一成不变”的生活经验的作者也就向我们展示出来了。比较遗憾的是，这样优秀而细腻的细节，在《兄弟》的下部出现的并不是很多。或许是因为当余华声称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和发现时，忽略了；即使真有这样的认识和发现，在新的对象面前，我们也往往暴露的不是自己随心所欲的老练，而是仓促匆忙的陌生。在篇幅两倍于上部的下部，我们更多看到的似乎就只是作者对一些崭新场景的粗糙纪实，而不是对人与世界的细腻刻画。身为作家的余华，在《兄弟》的写作上，仿佛失去了艺术的敏锐，而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笨拙而木讷的新闻记者，在急于复现世界的表面真实的同时，丢失了对内心的内在真实的把握，将写作变成了仅仅只是对故事的拉伸的记录。
　　
　　三、结语
　　
　　或许，作家原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做生活变化的单纯的记录者，更不应该着急地表达自己对生活变化的认识，否则作家就失去了把握过去和将来的能力，甚至失去了把握现在的能力，并将自己的写作停滞在一个非常肤浅的表面。当然，作家也不能仅仅只是重复自己已经发现的那些“一成不变”，否则作家真正的写作生命就告终止了。相反，对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创新并不是发现变化，当然更不是重复那些“一成不变”，而是发现更多的“一成不变”，然后以“一成不变”的“不变”得心应手地把握世界的“变化”。据此探讨余华的新作《兄弟》，显然在变与不变的把握上，作者还应该恰当地驾驭。因此，面对经过多年沉寂、并怀疑自己是否已经丧失了长篇叙述的欲望，而从所谓的“羊肠小道”出发所成就的浩浩荡荡的长篇，如果余华发现了自己在重复、不变与变化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失手，是否还会认为自己的《兄弟》已经走到了“遥远的天边”呢？⁽¹²⁾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吴猛强，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２００４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②余华：《兄弟·后记》（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③南帆：《历史的警觉——谈韩少功１９８５年之后作品》，载林建法、傅任主编：《当代中国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７页。
　　④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１页。
　　⑤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４页。
　　⑥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６页。
　　⑦刘绪源：《是什么支撑了〈兄弟〉的写作——对一种创作心理状态的探究》，载《文汇报》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２日，第７版。
　　⑧余华：《兄弟·后记》（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⑨余华：《兄弟》（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０页。
　　⑩这里笔者类比借用了海德格尔关于“澄明”与“存在”的关系。参见：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页。
　　（11）如宋凡平将李光头的父亲背出粪坑时。参见：余华：《兄弟》（上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９页。
　　（12）余华在《兄弟》的后记里说，“这（写作）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参见：余华：《兄弟·后记》（下部），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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