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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的叙述视角与写作意义

作者：吴卫华

　　写作本身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一种话语特权。自古希腊始，男人在形而上学中即被界定为创造一切的本质，甚至形成了女性是男人“孕育”出来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西方文化男权制的实质：男人是完全的，女人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版本，不仅而且也应该比男性智力低劣。男权文化以生物学上的某种先天差异将性别歧视合理化，通过性别之间的主次划分和优劣从属的区别，将社会压迫合法化。因此，是社会性别而非生物性别决定了男女有别。传统以来对女性职能的家庭定位，对女性智力的恶意嘲讽，以及将女性视为欲望化的对象，使女性失落了主体性而一直被湮没于历史的深处。文字发明后文学的书面样式便取代了口头文学为主导的样式，在传统时代识文断字和受教育是一种社会特权，因此只有特权阶层才有可能从事文学活动，并通过文字而垄断运用文字所进行的文学创造，从而控制着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形式，主宰着意义和价值的阐释权。女性作为一个漫长历史长河里的“失声集团”几乎是沉默无语的，以“第二性”的身份被排斥在包括文学世界在内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悲愤地指出，女人智力上的自由比希腊奴隶的子孙还要少，所以女人就绝对没有机会写诗。由于女性语言与表述能力在历史上的缺席，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可以任人评说的价值体系，才使得女性世界进一步被边缘化。在这个意义上看，女性作家走入文学创作的符号系统，其本身不失为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到了女性可以写作的时代，女性的文学之路也是举步维艰，写作的天空依然是低矮的。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个女人所有的文学上的训练至多是观察性格、分析情感和属意于私人化的自我表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的浪漫叙事和其在作品中彰显出的温柔、甜蜜和纯洁的写作特征，被后来的男性批评家指认为女性创作的圭臬。单纯而优雅的文体，含蓄而谦逊的文风，道德化的主题追求，逐步内化为女性作家们一种自觉的追求，叙述话语和语言能力被拘囿于书写爱情与家长里短，把闲适、消遣和释放心灵的郁结当作了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女性的话语形态和思维方式，长期被固定在男性话语规范之下而被迫迷失了自我，为了得到男性话语的首肯与认可，更多的时候是隐匿女性特征，遵从男性作家的写作范式来进行仿男性写作或者超性别写作。而文体意识的自觉似乎是不可能的，女性意识的关注与生动表达则更是不合时宜。要改变这一无我状态，女性就得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表述方式，并在这种语言中将自己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此以来，才可能迈出女性在历史叙述中“失声”的尴尬境遇，改写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存在状况，甚至传达出向来被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十八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作为一个显赫的社会阶层凸现出来，对阅读和写作的诉求，使女性作家浮出了历史的地表，悄然出现在由男性写作构筑的文化场域的边缘。到了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英国小说甚至几乎为女性所垄断。但客观地说，这些小说仍然是在男性写作的樊篱中亦步亦趋，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意识的表达尚有相当的距离。阿芙拉·班恩、德拉里维尔·曼丽和伊里扎·海伍德是稍早于奥斯丁的三位英国女作家，当她们的小说对父权制写作传统有所忤逆，不免有“出格”与“离经叛道”之嫌，在当时都遭遇到了激烈的批评乃至是人身攻击，被定格为堕落无耻的色情作家而几近逐出文坛，直到她们“改邪归正”才重新被文坛所接纳。然而这个时期的奥斯丁却独树一帜，一反当时普遍流行的“哥特式小说”、“感伤小说”的创作方式，以其独特和巧妙的文本策略，与后来的勃朗特、乔治·艾略特以及乔治·桑等作家一道，对既定的写作范式、文学秩序构成了一种冲击，使英国文学走向了一个文化上的“弑父”时代。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此感慨不已：“假使我能重写历史，我一定要把这个变化描写得更仔细，认为比十字军、蔷薇战争都要重要，这就是中流社会的妇女开始写作了。”^⑥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克莉斯蒂娃指出，女性要进入为男性所把握的话语体系，要么借用他的口吻、概念、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要么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如果说阿芙拉·班恩等作家的写作属于前者，奥斯丁的创作则无疑表征着后者。《傲慢与偏见》中女性意识的彰显，对文学话语霸权的抗争，正是源于特殊叙述视角的设置、自身话语方式的建构和因此所可能具有的生产性意义，亦即使女性开始有意识地由被描绘、被书写的客体转换为自我书写的主体。这一转变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改写了文学传统中女性被动的叙述格局，消解了“男／女”、“主体／客体”、“中心／边缘”的写作模式。
　　罗兰·巴尔特认为写作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及物的”写作，其二是“不及物的”写作。但前者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活动，后者才能将读者引向对符号与语言人为性的揭示，才能生产多元化的意义。“艺术就是反抗”，审美之维是颠覆既有社会存在，实现政治革命的重要一维。《傲慢与偏见》不失为一种“不及物的”写作，女性自身的语言和话语方式不仅有所表达，更显示出了某种颠覆性力量和建构力量。小说将长期处于边缘和失势地位的女性推上了前台，并以女性的角度来展开故事叙述，这既意味着对传统男性叙述方式的反叛，还隐含着批判既存意识形态的内涵——解构男权中心主义，张扬女性意识。小说由此赋予了女性反传统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标志着英国文学女性写作的开端。如果说女性写作表明的是一种精神立场，那么对于奥斯丁这位女性写作的开拓者而言，尤其殊为不易。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吴卫华（１９６６－ ），华中科技大学在职博士，三峡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学与比较文学。
　　
　　①黑格尔：《美学》（卷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３５页。
　　②杨莉馨：《从〈傲慢与偏见〉的结构谈简·奥斯丁的女性意识》，《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９２页。
　　③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０页。
　　④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３页。
　　⑤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页。
　　⑥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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