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想象与贫乏：当代文学“病相报告”之一
作者：孙国亮
关键词：文学真实 “架空性” 经验 话语权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革命的主角是“语言和形式”问题，那么，九十年代以来，主角则摇身一变为“经验和内容”，文学语言和形式的先锋性与探索性也相应地被富有趣味性和煽情性的经验书写所取代。生活经验的审美化、仪式化和艺术化，抹平了日常生活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线，文学从艺术的天堂陨落到世俗生活的地平线，“文学真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同样的生活和经验正在被不同的写作者重复摹写，尽管在市场需求的利益驱使下，动力强劲，但无疑导致了艺术想象力的孱弱和匮乏。一个在经验和物质上不断强大，而想象力和精神却节节败退的时代正在到来。
我们的生活被强行卷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我们对生活和未来的想象已经被一套貌似先验的、成功的“西方范式”所宰制。尤其是在全球化冲击下，面对着强势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社会物化生活咄咄逼人的胁迫，中国文学的创作资源、精神取向、审美趣味日渐单一和贫乏，无形的“牢笼”和“铁幕”正囚禁和改造着作家的精神向度、价值立场和审美想象力；当代文学刚刚挣脱了“以政治定调”的怪圈和歧途，却又旋即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奴化写作”的泥淖。而这样的现代化想象，正如布迪厄所言的符号权力，通过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双重作用，实现了对其他丰富的、“另类”想象的压制和遮蔽。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①，实现其潜在的作用。古斯塔夫·勒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它们的艺术。”②
我们丧失了多样的想象力，也就无法把散落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有价值的经验碎片，通过强大的想象力，整合和同化为自己的生活和体验的一部分。而真实和现实意义上的自我经验和表现又只能是一次性的，多次表现就会陷入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文学必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当代个人化写作者为了摆脱这种无意义的重复，则刻意去寻找现实人生中难以体验的苦难，诸如乱伦自虐等有违普遍性日常认识的畸形化生活，进而在肮脏的苦难中制造酷似独一无二的“真实”的个人化作品。这种畸形的“真实”由于过分倚赖有限的，甚至是虚假的经验，反而遮蔽和伤害了当代文学的意义。
我们的作家要么在“文学真实”的名义下漠视“生活的真实”，要么在炮制“生活真实”的幌子下沦落为庸俗的“两脚动物”。创作主体精神和人格的孱弱，已经没有多少当代作家能够真正触及现实的肯綮和痛楚，文学更多的是一种遁逃和表演。我们的文学走进了“机械复制”的时代，如出一辙的所谓“自传体小说”，沉溺于欲望的暂时满足和虚拟空间的想象与好奇，夜幕下的酒吧间和迪厅里上演的激情游戏和小资趣味，在极大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现实生活的生存本相，抹煞了一代人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想象，矮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价值向度的渐行而下，生活资源的贫乏，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无聊，并没有激发她们形而上的精神思考和追求，反而沉迷其中，逐渐丧失了体验和把握生活的能力，沉湎于过往的历史和毫无希望的生活图景当中，像虫豸一般寄生和爬行。所谓个人化的日常生活无非是没完没了的男女纠葛，从情感到肉体，从卧室到大街；而语风上尤其近似，如果我们将不同作者的名字掩住，很难辨认出作者是谁与谁，个人化小说陷入了令人沮丧的“群似化”结局。比如，女性文学就普遍存在使用“他人的话语讲述所谓自己的故事”，而温室里的“８０后作家们”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波澜和故事，她们只是行走在别人走过的老路上，腔调一致地复述道听途说的故事，陷入了“用他人的话语重复叙述他人故事”的话语圈套中，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既然现实生活能够提供的写作素材如此单调，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助读书获取经验呢？答案是肯定的。当现实经验限制了人的自由时，人们就会从读书中寻求“架空性”的经验，以此拯救现实中趋于停滞和麻痹的想象力。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架空性”与当下现实的碰撞并未在当代作家笔下擦出艺术的火花。我们当今文坛涌现了一大批卡夫卡、博尔赫斯的追随者和复制品，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学的简单重复，而失去了介入中国现实，对现实发言和拷问的能力。
而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的所谓“民间写作”，并没有表现出民间自身的生活逻辑、价值原则和自由自在的原始审美生命力，反而在粗鄙中变得丑陋和乏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生活表象的展示，甚至是赤裸裸的肉欲展览，而展示和展览却绝不是文学。
不管是“个人化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其实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丧失了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丰富自在的审美想象力，作家在全球化的消费主义面前成为“非我的物化人”。
当然，不能否认当下文坛也有许多作家想写出不朽的经典，但是又缺乏逾越雷池的胆量。我们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主义、思潮、流派、手法中画地为牢，对文学理解缺乏与时俱进的变化，以至于所有的作家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福柯所描述的“圆形监狱”：大家相互监视，谁也不敢越轨，而一些老朽的所谓权威批评家更是充当了非常称职的“狱警”，拥有呵护文学不受异端侵犯的天赋人权，文学和生活一样枯燥、单调、墨守成规，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作家们自觉地自我监视成了内心的需要。
中国文坛迫切需要自觉地、决绝地向囚禁自己的“无物之阵”宣战。从笼罩的“铁幕”中“逃出来”，这显然不是消极意义的退避和逃跑，而是主动的选择和抗争。尽管当下文坛从来不乏蔑视强权和束缚、忠于个人经验和体认的斗士，但是要真正“逃出来”无疑是太艰难了。因为我们面临的“笼罩”是那样的强大和隐蔽，犹如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斗士们不只是无法用力，甚至有被“召唤”的危险。市场经济、物化生活、新意识形态随时都可让一个巧舌如簧的作家哑口无言，甚或胡言乱语。尽管作家们为了博得声名，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出版自己的小说，吸引众人的眼球，但在一个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我敢断言，写作说话的权利已经与话语权根本无关；相反，许许多多虚拟的假相正在鼓励我们说话，受到各种外力的裹胁，身不由己地不得不说，甚至是违心之言。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既不反动，也不进步，它只不过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不是阻止人说话，而是强迫人说话。”③如今，挥舞大棒的法西斯暴力早已永逝不复，但是隐形的物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会有力地把人塑造为喋喋不休的“语言狂”。风靡社会的主流话语已经悄悄为文坛织就了一张大网，我们身处其中，为获得私利谗言，为批判异己开炮，为保护自我辩白，为公众呐喊，为民族诤言，我们的言说具有滔滔不绝的语势，好似真理在握，对其他话语方式保持强大的威慑。我们彼此之间唇枪舌剑，貌似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是，我们谁又敢说自己的言说已经逃离了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张话语权力之网呢？
文学要摆脱这种想象力和话语单一化的梦魇，就需要具有穿透被遮蔽的现实、被固化的生活、被扭曲的审美、被低俗的趣味、被否定的价值、被泯灭的精神的能力，而且，还要与人类共同寻找和探究未来，把生存的本相和美好的图景展示给日渐麻木和物化的人们！文学不是定义生活世界是什么，而是探究未来世界的多种可能性；不是要求和教导人做什么，而是发现人能够怎么做；不是虔诚的信仰，而是怀疑的批判呈现。这需要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作家具有一种献身、一种勇气、一种自信、一种姿态、一种关怀。其意义不仅仅是传统启蒙向度上的一种“他救”，更是作家和文学在面临危急时刻的一种紧要的“自救”。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国亮，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１－２２９页。
②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页。
③ 让·卡蒂尔：《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