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围城”内外的自我迷失

作者：袁愈宗　刘春堂

　　方鸿渐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逃跑的。上大学时候，他要逃婚；留学回国他要逃避苏文纨的爱情；去三闾大学，要逃开的是对唐晓芙的失去；离开三闾大学，是逃避学校同事对自己的迫害；逃避事业上的失败，他又走入了婚姻；相反，只要是他主动想要追求的，最后却必定要失败，无论是事业、爱情、家庭。方鸿渐不断的努力——挫败——逃离——努力的人生轨迹，不过是原地画着一个个无用的圈，带有着西西弗斯的宿命色彩。然而，逃避婚姻的痛苦，他又可以退到哪里呢？可以说，婚姻是他的最后的一道防线。最后方鸿渐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呢？妥协或者灭亡，别无他法。小说最后，那件计时总是慢的时钟具有很强的讽刺和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方鸿渐人生的失败，也象征着人生和历史的荒谬。
　　从《围城》的情节发展模式来看，是爱我者我不爱，我爱者不爱我；婚姻方面，是结而离，离而结；人生追求方面，是想要的不来，来的不要。我们可以看到人总是追求达不到的东西，不满足于信手拈来的东西。这种总是阴差阳错、不完满的人生形式使方鸿渐陷入疲于奔命、碌碌无为的怪圈。这种悲剧是必然的，它受制于社会历史的局限，又有着深厚的个人心理文化的渊源，也即“外界的围城”和自我“心中的围城”的双重的困境。在价值混乱、动荡不安、角色转换的乱世，方鸿渐所代表的价值规范和处世原则是没有出路的，是不可能达到成功的。他所做的只是在人生的围城里面对困难，四顾彷徨，却没有获得对付异己手段的能力。方鸿渐的消极、无所作为包含着默认现实的意味，但认同现实的结果却是被现实无情地抛弃，它只能像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不停地追求，不断地迷茫，这种悖论正是方鸿渐悲剧的根源之所在。浪漫主义是苍白无力的，现实是强势的，个人的生存脱离群体的支持和文化的支撑，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是《围城》所阐释的冷冰冰的现实。
　　《围城》可以说是反思国民性，探索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部杰作。和《倪焕之》《月》《财主底儿女们》所不一样的是，《围城》所讲述的，规避了所谓宏大叙事，采取了从文化的角度去书写人性，这也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同时，它也不同于《潘先生在难中》《在酒楼上》等纯粹批判知识分子劣根性的作品，而显示出文本的游戏性。这也就是历来被人们所诟病的“钱式幽默”。有人说，太聪明的人是不适合作小说的，指的是太聪明的人往往见事太明，而失去做事的勇气和热情。在钱式幽默里，你感到的是智力上的享受，而不是情感上的冲动；你看到的是深刻的哲学、广博的知识，而不是情感上的风暴；你读到的是对虚伪无情的讽刺，却不是心中怀有大爱的怜悯。这有以毒攻毒的嫌疑。这也是我们在思考《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命运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袁愈宗，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堂春，湖南益阳城市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鲁迅：《鲁迅全集》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45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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