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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立统一
作者：蔡玉侠 赵英俊
生与死的对立统一
对生与死的探索是伍尔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由于亲人去世给她造成的打击，以及长期的沉思冥想，她在作品中总是殚精竭虑地透视死亡，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剖析来阐述人类存在的意义。在小说《雅阁之室》《海浪》以及《到灯塔去》中，她的主人公无论经历如何，最终都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在《达洛卫夫人》中，作者则通过不同阶级、性别各异的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来探讨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从欧洲战场上归来，赛普蒂默斯仿佛从一场梦魇中醒来又进入了另一场噩梦。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失去了感觉的能力。然而，细读原文后读者会发现，赛普蒂默斯“感觉的丧失”和“疯狂”举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丧失，因为他头脑健全，能算清账目；他清楚地意识到“人既无善意，也无信念”；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种种荒诞和丑恶：
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狩猎。他们结成一伙又一伙，去搜索沙漠，尖啸着消失在荒野中。他们抛弃死者。他们脸上满是怪相。……他们身上渗出一滴滴罪恶，他们从未见过他在笔记本上画的他们的丑态，赤身露体，装模作样。在街上，卡车在他身边隆隆驶过，招贴画上揭露种种令人眩目的暴行；男人陷在矿井下，女人被活活烧死……
因此，他的所谓“感觉的丧失”和“疯狂”举动不过是违反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当好友埃文思牺牲时，他竟表现得无动于衷；对于妻子的爱情和痛苦他也漠然视之）和公然蔑视统治阶级极力维护的现有社会秩序而已（他企图唤醒人们，向人们昭示某种真理）。然而，在化身为“人性”的霍姆斯大夫眼里，赛普蒂默斯向人们大声疾呼、昭示真理的行为不啻为离经叛道，理当判处死刑；而在威廉爵士这个社会秩序的护卫士面前，赛普蒂默斯的“疯狂”更是犯了“平稳”的大忌，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隔离、惩罚”。加缪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曾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③赛普蒂默斯正是这样一个局外人，一个“被抛弃，被排斥的畸零人……仿佛溺水而死的水手，躺在世界的边缘”。如同《局外人》中的小职员莫尔索，在这样一个荒诞冷酷的世界中，失败和死亡是等待赛普蒂默斯的必然结局。
然而，自杀却赋予了赛普蒂默斯的死亡以更积极的意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④。人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然后通过“自由选择”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所谓“存在”，在萨特的戏剧中常表现为“极限境遇”，即生存危机。面对生存危机，人或苦闷、消沉，或进取、抗争。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最后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危机。而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解决危机的方式则最终决定人的本质。在《达洛卫夫人》中，冷漠异己的外部世界使赛普蒂默斯体验着无尽的孤独、绝望与恐惧，使他面临被隔离、被惩罚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极限境遇”中，赛普蒂默斯毅然选择自杀也不愿沉沦，从而维护了自己纯洁的心灵，创造了自己存在的本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赛普蒂默斯的死是一种积极的死，是“死而犹生”。
达洛卫夫人作为一个高贵典雅的贵妇人，享受着生活中美好的一切：贵为议员的丈夫，漂亮得体的女儿，一群懂事的仆人，甚至有幸结识首相……因此，当她为筹备晚会出去买花，当她置身于“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时，她欣喜地感到自己对生活是如此热爱！然而当她浮想联翩，回首往事之时，她却于瞬间感到“心中有一个凶残的怪物在骚动！她再也不会觉得心满意足，或心安理得……”尤其是听说布鲁顿夫人没有邀请自己参加午宴时，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萎缩了，衰老了，胸脯都憋了；恍惚自己在户外，在窗外，忽忽悠悠地脱离自己的躯壳和昏昏沉沉的大脑……生活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对她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参加宴会和举办宴会，一旦失去了这些，她便失去了生活的核心。因此，当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传来时，达洛卫夫人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她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她羡慕那青年的勇气。但是，达洛卫夫人却没有死。当她看见孤独衰老却每天坦然面对死亡的邻居老妇人时，她顿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在这一时刻，恰如乔伊斯对顿悟所作的定义，她有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刻，却包含了生活的全部意义”⑤。达洛卫夫人对生与死的感悟在瞬间达到了高潮：“正是由于四周翻滚着死亡的阴影，人生才越发显得灿烂辉煌。”（瞿世镜，前言6）伍尔夫通过达洛卫夫人表达的这种生死观与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不谋而合，即人的生就是向着死的生；人只有彻底领悟了死，才会真正领悟到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⑥。体验过了赛普蒂默斯的死，达洛卫夫人像是涅槃后的凤凰，经历了死后的重生，从而对生有了更积极的认识。她决定振作精神继续活下去，“必须找到萨利和彼得”。这两个达洛卫夫人青年时期的情人和伙伴，昔日幸福生活的化身，让读者看到了她生活中新的希望。
至此，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生与死在赛普蒂默斯的“虽死犹生”中和达洛卫夫人的“向死而生”中合而为一，并在达洛卫夫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统一。
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对立统一
除上述之外，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构成了另外一个对立统一体。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尽管分属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然而对于冷酷的社会，对于社会制度扼杀性灵的认识，两人却心有灵犀，在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传来的一刻达到了共鸣，实现了认识上的统一。伍尔夫在日记中说，“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分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对社会息息相通的批判恰是对现有社会制度最有力的控诉。
结语
伍尔夫认为，“小说应该超越作品中人物的具体的、个人的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例如，“《海浪》中的六个人物，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作者手中的某种工具，某种类型，某种概念，某种人生态度的抽象程式。她把这些不同的抽象程式放到生命历程的九个阶段去加以考察，试图由此获得一种对于人生的总体印象”。 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似乎也试图做出这种尝试。她将男与女、生与死、理性与疯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这些二元对立的元素分别赋予平行的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并通过结尾赛普蒂默斯自杀时达洛卫夫人“微妙的介入”使得这些对立的元素在两人身上各自获得了统一。当我们把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两条线索并置在一起时，我们发现这些各自独立的对立统一体又最终统一成一个被放大了的人，一个由多个侧面组成的立体的人—— 一个由男人与女人组成的理想化的“雌雄同体”，一个既有清醒的理性意识又有疯狂、怪诞的潜意识的人，一个感受着不同阶级生活的人，一个时时刻刻面对生与死的思考的人—— 在浓缩于一天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生与死的哲学思考。而由这个立体的多面人所观察下的世界也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更为真实的世界。因此，“《达洛卫夫人》所表现的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经历，而是现代西方社会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超越个人的，被放大到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总体印象”。只不过，同后来的《海浪》相比，伍尔夫的这种创作意识在《达洛卫夫人》中还不那么清晰明确，对于高度抽象的语言的运用还显得稚嫩。
（责任编辑：水涓）
本论文为河北省教育厅2005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比较研究》结项论文之一，项目编号：s050613。
作者简介：蔡玉侠，硕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文化研究；赵英俊，硕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育。
①②转引自张中载《原型批评》，载《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70页，73页。
③④参见徐曙玉编：《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58页，48页。
⑤参见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见《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代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15页。
⑥参见王晶：《论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主题》，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97页。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见《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4]瞿世镜：《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5]吉斯兰·杜南：“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信条”，《伍尔夫研究》，瞿世镜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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