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生命境界的会通

作者：刘桂荣

　　徐复观这种立论的根基实质上仍然在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根本信念，那就是：认为凡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也大体都是相同的，因而由本性发出来的好恶，便彼此相去不远。所以，徐复观强调，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便是得性情之正。从人性之善的基源处立足，就将诗人的个性与赤子之心的人性天然化合为一处，个性与社会性自然圆融呈露。徐复观的此种思维理路，无论是性情之正还是性情之真，都着意做内在化的处理，这样，他就把两种不同情致的感情——个体的纯粹的诗情感发以及“揽一国之意”于心胸的诗意咏叹——均疏解为个人生命自在的展现，他实际上是把人生所拥有的感情都给予了境界的升华，因此，他的思想涵蕴着这样一种提示：人的生命的根基就决定了人生本应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个性与社会性是相感通的，中间根本就不应有任何的障蔽，诗人所展示出来的个性的美本身也就是社会的美的体现，这种社会的美彰显着人性本善的意旨。这里仍然延续着徐复观美善合一的人生指向，他曾言：孔子的诗教就是孔子的乐教。个性与社会性的这种融通涵摄，把人生的道德化与艺术化再次沟通，“道德与艺术在其最根源之地，常融合而不可分”。这是徐复观对自己此种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这里，有一点仍须明确，他融通美善、消解艺术与道德之间的障壁，显然不只是停留在寻求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上，其意义旨归在于还原于一个生命的真实，并且希冀这种真实能够主宰、呈现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
　　
　　三、文学精神的生命回响
　　
　　徐复观对中国文学精神的这种解读，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和现实文学的致思倾向的一种回应。“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用徐复观的话说，就是一见到“文以载道”的作品就会被打倒，而徐复观则认为，艺术是人的生命归属，那么道德则同然，二者在其根源和归趋上，有其自然的结合，“人类一切文化，都是归结于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文学也不例外”。从人自身的生存的角度谈文学，他的视界就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的自身，而是将文学与人的生存历程及社会存在相连结，在文学中发掘人的真实的生存。因此，在文学的艺术性和道德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一直坚守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对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文学倾向给予深刻的辨析和批驳。他提出由韩愈提倡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否束缚了文学，关键在于作者之心是否与道德融会为一体，如果作者的心灵本身就与道德隔断，那么道德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这样自然会束缚了文学，这也是文学的大忌。但如果道德已经内化为作者之心，则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将会加深和扩大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只有提高、开拓文学作品的素质与疆宇，当然就无所谓束缚可言。由此，徐复观批评那种驱逐道德的文学写作，“几十年来我国谈文学的人，常常以为道德是与文学不相容的；为了提倡文学，便须反对道德；……殊不知道德的教条、说教，固然不能成为文学；但文学中最高的动机和最大的感动力，必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与艺术精神，是同住在一个人的性情深处。许多伟大作品，常常是嘲笑、批评世俗的虚伪道德，以发掘更深更实的道德”。徐复观的这番话直指“五四”以来的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潮以及台湾现代模拟西方反理性的现代文艺派，他认为如果这种文学现象继续的话，那对文学将是灭绝性的结果，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拒斥道德、否定社会意识的文学思想，他觉得根本在于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源和方向的迷失。可见，徐复观对中国文学精神的开掘，是站在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根上立言的，在社会意识与艺术性的关系中力主二者的生发关系，把艺术性作人性方向的根植，这样，审美的功利性得以自然呈现。
　　个性与社会、艺术与道德、审美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一直缠绕和困扰着“五四”以来的文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回应彰显着形态各异的人生追索和审美的意义取向。“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对个性的张扬，对自我的追求，成为文学艺术中审美的主潮，但在同样的对个性的审美憧憬中却有着不同的倾向，一是主张个性对社会的涵摄，这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对“文以载道”的肯定和审美功利性的强调。如早期的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后来的左翼作家等；另一种主张则是对个体自身的审视和赞美，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探索人生。如徐志摩对情感的个性的集中注视，郭沫若对神性的个人的仰望和呼唤，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语派的“闲适”、“幽默”、“性灵”文学的追求，都着力从个体的生存中淘空社会的内涵，从隐逸的人生格调中品咂赏玩个性的闲趣，从心灵独语和旁观者的视角来聆听和体验生命的意味。他们强调“道”与“文”的分野，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的非功利性。可以说，这两种审美取向各有其独自的美感体验，第一类型是以一种救济苍生的精英心态，在感时忧国中追求民胞物与的宇宙 “大我”，在精神生命的深度和力度的开掘中展示个性的深邃与浓重，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张扬，亦如鲁迅个性的独自，此种个性的美应是那种具有崇高美感的心灵体认。这正是徐复观所倡扬和极力推崇的涵纳社会性的个性存在，是其忧患意识中生发的美感的充盈。但是，应该承认，此种美感的获取会常常有艰辛与苦痛的伴随，因此，徐复观也常以“伟大”来称颂之，如此的精神享受往往是精英者的人生领受。而“闲适”、“性灵”的个性追求是对自我人生的欣赏和体味，他们在“自己的园地”中赏玩草木虫鱼中的清趣，在风土人情、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中把捉心灵的快慰，舒展性情的悠闲，在火气与芒角的检点和包裹中披上中庸的外衣，着上淡然的衣裳。这种个性人生展示了人之生命的优美、纯真和情趣，营建了令人欣羡和憧憬的人生舒快和安然。“论语派”自言，此种“闲适”、“幽默”、“性灵”文学源于《论语》的双重意义：一是“说自己的话”，一是性情孔子的真实面目。因此，他们要在“自适”的真性情中展现生活本身的艺术，归还艺术的独立性，正像周作人所谈到的，艺术是独立的，也是人性的，艺术使我们既不隔离人生，也不服侍人生，只是一种浑然的艺术。此种浑然的审美取向道出了逍遥心性、恬淡自然的主旨，但是，如果把这种审美的旨趣联通于历史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此种“闲适”、“性灵”所营造的人生境界及追求的艺术的浑然，就不免落于空疏和梦幻的境地，“两旁俱无碍目人”、“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个性的追求成为“自己的园地”和“私人话语”空间的自闭和逃逸，日常生活艺术的自适悠然的沉醉却隐含着心灵孤寂与落寞的苦痛，“论语”人自己也说他们是“迫成隐士”、“被天强派作闲人”、“寄沉痛于悠闲”，也就是说，他们的闲趣快慰中难以抹去笑中含泪的时代表情。如果按照徐复观的审美逻辑，他们的个性中是隐含着社会性的，个性的自我张扬中同样昭示着社会人生的境界追求。但是，论语人对时代的逃逸、对艺术的高标、对审美功利的排拒未免缺乏一种历史沉思的厚重与人生的深邃。相较而论，徐复观根植于人性基底的生命探究，却是对现代文学中根源性缺失的一种光源性的照明，他提供的生命的栖居之地，他所抛撒的人性关怀的情愫，他所诠释的审美理念，对于现代人的生存来说，有如一眼活水，可以滋润干枯浮躁的心田，而对于“‘来’无存身之地，‘归’无可往之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启开对“故国家园”的期盼应是一种应然与必然。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桂荣（1972－），河北高碑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徐复观文存》，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78页，第79页。
　　[2]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页，第12页，第161页，第19页，第21页。
　　[3]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84页，第85页，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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