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陌生化崇高
作者：王雪伟
二､崇高的陌生化
《百合花》写崇高，然而，崇高只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完成，真正引人注意的，是那种游荡在字里行间的挥之不去的“抑制”鬼魂，比如:小通讯员总远远地躲着“我”，被“我”靠近时，小通讯员莫名的脸红，枪口插着的鲜花､树枝，小通讯员低着头，慌慌张张地跑开，挂开的衣服洞口，新媳妇默默地为死去的小通讯员垫被子，流着眼泪默默地为他擦拭身体。即使写小通讯员的崇高之死，在叙述上，也采用了软着陆的方法，作者并没有采取在场的方式去见证小通讯员的舍己为人，杀身成仁的过程，而是让流泪的伤员自己讲出来，整个过程在人的大脑中转站稍事休整，再行出发，这样，就可以避免直呈死亡与流血场面的那种过度的血腥刺激，从而有效抑制了崇高的张牙舞爪之态。再加上俊逸､婉约的语言，小说整体上的抑制倾向非常明显，把崇高自然融化在带有抑制特征的优美中，所谓阳极而阴生，以阴促阳，用平淡来造就浓烈，阴阳相生，成就了这篇小说独特的艺术品格。
这种格调，与同期､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如《保卫延安》《红日》等作品，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保卫延安》等作品的艺术品格张牙舞爪，它更多是通过在战争过程中，在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正义与邪恶的存亡对立中，在生与死之间的血腥对杀场面中，来刻画英雄，抒写崇高，因此，这样的崇高，当英雄立起来时，满脸烟火，衣衫褴褛，骨感强烈，而他的周围则满目疮痍，一地死尸;这种崇高更注重量的巨大，由于力量､外形对比上的巨大差异，使感受者心生畏惧､仰慕之意，崇高感油然而生。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描述的:“好像要压倒人的悬崖峭壁，使我们的抵抗力在他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他们的形状愈可怕，也就愈有吸引力;我们就欣然把这些看作崇高……”《百合花》则恰恰相反，首先它有意淡化了明确的政治背景，它不像《保卫延安》那样，能够喊出诸如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明确的政治口号，在关于政治信仰的明确表达方面，它与王愿坚的《党费》同样拉开了距离，这样做避免了革命年代在政治理解上的崇高褊狭，从而能够赋予崇高更加永恒､广泛的意义;其次它直接将更多的笔触善意地探向丰富的人性世界，避开了血腥的杀气，避开了政治的喧嚣，迎来中国传统上关于“仁”本质的崇高理解，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为了救人而不是杀人，去毅然选择死亡，这种基于人道追求上的崇高，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会畅通无阻。这实际上已经使小说的艺术品格跳出了关于崇高的量化､自然化的形式范畴，而升华到了人类的道德形而上的范畴中，崇高本质也就成为了对某种高尚德操的崇敬感，这又与康德的认识不谋而合，康德曾专门把不畏险阻､不折不挠的战士说成是最受人尊敬的崇高对象，并认为力量的崇高主要指一种“勇敢精神”;再次，如果说《保卫延安》等作品整体迸射出来的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四射的，甚至是缺乏控制的纯阳刚之气的话，那么《百合花》则给人一种阴阳相生，崇高寓于优美之中的克制感，如果说崇高是一座不断上冲的大山，《百合花》则为这座崇高之山紧紧地套上了一个箍，形体依旧，内质不变，因为一个箍，作品的张力无形中增强了，一篇短短的《百合花》，反比一部长长的《保卫延安》更加耐读了。
不仅在这一篇作品中如此，在茹志鹃其他一些写崇高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陌生化处理，如《高高的白杨树》中，在写 “大姐”之死的时候，“我”抛开了视觉见证法，而代之以听觉感受，先是隔山听到“大姐”唱起嘹亮的歌声，之后便听到两次爆炸声，事后有人去爆炸地察看，发现两具敌人的尸体，以及“大姐”的一点物品。这是软着陆的变形运用。在《黎明前的故事》中，作者虽然用的是“他”叙述方式，却选取了处于懵懂状态的儿童的视角，比如在讲述父亲被抓走一节时，利用儿童心理似明非明的懵懂特征，恰到好处地弱化了现场见证的强烈感。可见，在那个大写崇高的年代，茹志鹃写崇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个独特点，在当时，是一种新创。
三､抑崇的意义
抑崇高的意义首先是思想上的，在《百合花》中，如果说崇高的实现是基于对形而上道德的无条件履行的话，那么，对于形而下的感知世界，包括意志主体善的一面和暧昧的一面，作者没有刻意取舍，对他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做了极富母性色彩的描述，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就是母性象征——理解､宽容和爱心。这样，作者既倾向性地展示了崇高的必然和可敬，又或隐或现地点出崇高背后的一些暧昧因素，从而能够脱出单纯时代的局限性，激发读者对人性与崇高在复杂性上的思考。其次，为艺术价值的考察，笔者以为，《百合花》中的抑崇高现象有三个特征:一､从所谓关心人，为人着想的一般道德到舍己救人､杀身成仁的高级道德，作品要体现道德的发展历程及其崇高的绝对性，提升读者伟大的心理崇敬感;二､写暧昧，暧昧有两层意思，指存在于感知世界的双重性与不可说状态，现实世界很复杂，有些事可说可做，有些事可说却不可做，有的可做但不能说，有的事既不可做又不能说，暧昧便是不言而喻的潜行为与不言而喻的无言。以写崇高为主，不回避暧昧，在暧昧与崇高间形成张力效应，用暧昧反衬崇高的不易，证明崇高的丰富性，使作品更加耐读;三､拒绝崇高的一般形式表现，例如巨大､粗糙､直接甚至血腥，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勾画渺小､凡庸和阴柔等反类形式特征，并在话语的运用上更加趋于优美，表现技巧上普遍使用“软着陆”手段，以弱化强烈的现场感。如此三条，符合条件的作品根本找不到，因此只能说《百合花》只是写崇高年代的独特产物，是流行崇高的变异，不过是变徵崇高。然而，作为陌生化的一种产物，一种新的艺术品格，它又有着应该引起注意的一面。再次，涉及作品艺术特征的概括问题，笔者在讲述“建国十七年文学”时发现，对于某些有时代代表性的同类作品，一些教科书在概括其艺术特色时，往往喜欢重复同样的观点，比如，《创业史》《保卫延安》《三里湾》及《百合花》等作品，把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各分列为一点，就不同作品而重复陈述，笔者以为这种做法实属赘余。因为，在共和国文学界，“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流行的年代，“现实主义”在共和国的经典解释已经包括了“细节的真实性”这一条，心理描写实际也是细节描写的一个分支。既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现实主义”范畴，那基于那个时代的普遍主义要求，它便不可避免地要具备这样一种基本创作特征。那么，明了了那个时代文坛的“现实主义”状况，类似于重复陈述“细节描写”､“心理刻画”之事就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此类问题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处理。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点悟”式批评实际是一种行家间的对话，一言蔽之，点到痛痒处，话虽不免有些绝对，但未尝没有道理，高明的点评家往往具备广厚的知识储备，敏锐的艺术发现能力，使他能够在普遍的烟雾中发现特异火花。如此出言，常一击而中。晚清以来，中国文论界受西方思想巨大的分析能力的震撼与影响，分析工夫有了大幅改善，这是个好现象，然而相较于分析，综合能力同样重要，有评者只重分析，不看轻重，著文时，把大量属于话语烟雾当成综合，以致出现评论话语的重复累赘，慢慢失去了应有的“同中读异”的灵性与活力，仿佛发现之眼生了白内障。有人说文学在走向消亡，我想，不是文学在走向消亡，应该说是评论者在失去判断力才对。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雪伟（1973- ），山东师范大学博士，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