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解构思维与文学史写作

作者：陈振华

　　3.防止神话和专制的再生。神话和专制往往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把某一事物无限神圣化，神话就会随之诞生。富有悖论和吊诡意义的是，自造的神话就会反过来成为你的主宰，宰制你、压迫你。革命神话、启蒙神话、现代性神话、人民神话、集体神话、个体神话……远古时代神话匮乏的国度，如今成了神话诞生的家园。神话的神圣性、权威性、合法性、唯一性不容置疑。神话的叙事就是元叙述和元话语。神话的不容置疑和绝对正确性导致了它的话语垄断和专制。它是真理话语的拥有者，是精神秩序的立法者，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神话叙事一元化简，唯我独尊，极力排斥其他叙事话语对它霸权地位的“觊觎”。在神话主宰一切的时期，文学史叙述，自然就是神话元叙事的再叙事，它对神话元叙述进行阐释、补充、论证、说明，可见，文学史就是神话元叙事的阐释史、论证史，其功能和目标不是呈现文学史的原初面貌，而是为特定的神话制造者张目，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和举证。所以这种一元化的文学史，其排他性和专制性自不待言。为了防止在新的文学史书写中制造新的神话和新的话语专制，文学史家就必须解构神话及其元叙事，坚决摒除元叙事的精神专制。正如后现代学者利奥塔所言：“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利奥塔极力推崇后现代精神尤其是解构思维对文本生成的批判性向度，但他并不反对所有的元叙事，而是反对把元叙事神话化，令其统辖万物，“泽被”众生，因为元叙事走向神话几乎是它内在演绎的必然逻辑；所以，对所有元叙事的合理性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听其言，观其行，视其果，一旦发现它有独断和专制的倾向，就应立即为其设定限度，防止它成为新的不可逾越的神话，给我们增添新的精神枷锁。
　　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我看来，是运用解构思维建构的一种新样态的文学史。该文学史所体现的精英视角和民间立场实际上以自己的文本书写构成了对政治神话化文学史叙述的解构。《教程》突出了叙述主体的主体性，文本的解神圣化工作做得比较彻底，但也同样要防止其走向另一种神话的建构：知识分子神话或民间神话。
　　4.解构之后的重建。解构并非就是破坏和毁灭。“解构批评(desconstructive criticism)不能混淆于‘破坏式’批评(destructive criticism)，两者的关系大致相当于中子弹和氢弹的关系。他们都可能摧毁文本，但前者由于留得所有构成部件完好无损，使它们能够以一种劫后的‘文本后形式’，依着更为抽象的解构评论重建起来。所以解构之后毕竟还有生命。”⑥同样，在文学史的写作中，主体的解构思维也不能庸俗化地理解为不顾一切的摧毁和破坏。解构以后的建构是生命的复苏，是文学史新形态的出现。两级对立的文学史秩序被崩毁后，两级之间巨大的“中间地带”成了文学史家驰骋的空间。以前被化约被规训被收编被遗弃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文学理论、文学运动，在文学史家的精心发掘和打捞下，逐渐显山露水，凸现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沈从文的写作，一般文学史的定势理解是：沈从文构造了一系列两级对立诸如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美德与堕落，以美好的湘西风俗、人情、人性所建构的乡村乌托邦映衬城市现代文明的丑陋与卑俗。然而，解构这种定势理解，有人发现事实未必如此：“我认为沈从文未曾设想纯洁无瑕的自然世界……对他而言，如果一个乌托邦确实存在，那它也早已是满目疮痍；如果现代社会为他所批判，那也是在传统社会的参差对照下进行。沈从文的世界充满辩证式的张力。在这个世界里，他赋予阴骘或伧俗的现象以抒情的悲悯，并试图从人间的暴虐或愚行中重觅生命的肯定。”⑦所以，即便是文学史上牵涉到的具体作家，写作主体也不能为传统的思维定势所局囿，应援用解构思维将“前见”或“前理解”肢解，恢复文本的前阐释状态，然后，依据最新思想成果以及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的辩证参照，确立文学史的经典。解构后的文学板块要重新依照一定的标准、内在的规律和彼此间的张力重组。重组的方式、参照的标准、写作主体的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不同，便会有多种可能的文学史样态，唯此，文学史的丰富性才能得到保证。从知识论的角度而言，一个人(即使是一个超人或一个超级主体)、一本书、一家之言、一种学说、一个思想体系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和真理，因此那些宣称终极真理在握的人，不是欺世盗名就是虚妄癫狂。文学史形态也莫能例外：每一种样态的文学史文本，只能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维框架，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以自己的经典认定来营构，并要受到历史语境的影响，故只能部分企及他自己心中的文学史应然状态。每一种文学史只能描述出它眼中的文学史真相，勘探出部分真理。只有透过多元的、多样态的文学史文本，部分结构成整体，我们才能触摸到文学脉搏的悸动，最大限度但非绝对地抵达文学历史的本真。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怂恿写作者的解构思维多少有点儿离经叛道。应当注意的是，解构不要狭义地理解为一种情绪化的对抗；一种极端化的破坏行为；一种“怎么都行”的虚无主义态度；解构也不要庸俗化地理解为一种姿态、立场和行径，而更应理解为一种叙事和言说的思维方式。它对解除意识形态的“巫魅”，对文学史中存在的不平等二元对立秩序的颠覆，对形形色色的神话或元叙事的深切怀疑，对解构之后“文本后形式”的构建与“部件”的重组，对文学史家主体性的张扬，不再成为“被悬挂起来的人”……都有着切实的价值和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解构不仅是写作者主体思维的一种“在世”方式，而且也是文学史的孕育、生成和呈现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始终在场，也应该始终在场。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振华(1973- )，文学博士，现执教于解放军炮兵学院人文教研室，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和现当代文学评论，曾在《文艺争鸣》《文艺评论》《理论与创作》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① 详情参见朱德发：《评判与建构》第四、五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③ 具体论述见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87页。
　　④ 德里达：《立场》，巴黎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第57页。
　　⑤ P·蒂利希：《存在与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 E·Fennollosa， The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 New York， 1908。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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