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坛的地位
作者：钟 祥
三
学者贺中复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姚贾、效温李者，从而代表了此时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21]此说堪为不争的事实。而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宗白诗坛概貌。南唐的社会现实又把本国诗坛的宗白诗风推向了极致。
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师法白居易的吟咏怀情和次韵酬唱。南唐的宗白诗人没有白居易那样大家的胸怀与气度，也不能够像他那样接触普通劳动群众，同情民生疾苦，指责时事现实，也就写不出像白居易《轻肥》《买花》《杜陵叟》那样的政治讽喻诗和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所以，也就只有写一些与时局无关的、抒发自己生活情趣的诗，诸如四季风物、赏花饮酒、侍宴值宿，像白居易的闲适诗那样，抒发一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南唐的白体诗坛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勋、孙鲂、沈彬，后经徐铉、冯延巳、江文蔚、乔匡舜诸人的摇旗呐喊，鼎力奉行，终在南唐诗坛蔚成风气。此种宗白诗风的形成像以上所论的“姚贾”体诗人一样，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和诗人自身的原因，诗人们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由原先的建功立业转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鸟风物、宴游逸乐，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闲适情怀。
诗人李建勋、沈彬、孙鲂为好友，在金陵结为诗社，互相酬唱论诗，为南唐的宗白诗坛打下基础。李建勋、沈彬均为南唐重臣，又时仕时隐，其心态与白居易相似，所以，其心态经历、生活环境为其闲适诗提供了素材，他们的诗作中，不乏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也是当时社会中那些欲“兼济”而不能，不得不走向独善其身的封建士人的共同特征。这是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磨难、风雨之后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同时也是他们对抗周围污浊现实的消极处世方法——在一个君昏臣佞、政局混乱的社会里，若要生存下去，也必须要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从高远而虚幻的理想中坠落到现实中来，这种思想在他们的诗作中俯拾即是。如李建勋的“侵晨结驷携酒徒，寻芳踏尽长安衢。思量少壮不自乐，他年白头空叹吁”[22](《闲游》)，“浮生何劳苦，触事妨行乐。寄语达生人，须知酒胜药”[23](《春阴》)，更有甚者，沈彬连人世间的世俗享乐也不屑一顾了，竟然追慕起神仙来，写了一些游仙诗，表达其对神仙生活的仰慕与对白日飞升的渴望。这也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个侧面，那即是鄙弃人世而追求一种超脱现实的自由理想人生。
诗人由于理想的幻灭而没有了在诗中抒发抱负的基础，便转而吟咏人世间的琐屑之事，于是，应酬赠答、次韵唱和便成了诗歌的主旋律，体现出白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类宗白诗人中，徐铉诸人的诗创作最具典型性。翻开徐铉的诗作，特别是他在南唐时的三百多首诗里，几乎全部是应酬赠答之作。南唐诗人师宗白居易闲适诗歌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即是思想内容的贫乏，有的应酬赠答诗则是十足的无病呻吟之作。在这些吟咏性情和次韵酬唱的诗作中，几乎全是对人生的感叹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诗格与衰微的诗风。此种诗风反映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坛概貌。
在南唐诗坛上，“温李体”诗的创作成就远不及“姚贾体”与“白体”诗。其主要诗人有李璟、李煜、韩熙载、张眡、冯延巳、卢蘋、李章、张洎诸人。尽管他们的诗作在南唐诗坛的影响远逊于上述两大流派，但在整个五代十国诗坛上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上承“温李体”浮艳、浓丽的风格，在五代十国诗坛上蔚为一派诗风。因其诗作成就不大，在这里论述从略。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相对稳定局势、优礼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诗文，导致了诗坛的兴盛，拥有诗坛霸主地位;而南唐诗坛“姚贾体”诗和“白体”诗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创作，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所以说，在此种意义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钟 祥（1959-），河南省周口市人，文学博士，河南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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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