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触摸流逝的温暖
作者：孙国亮
对中国的农民工来说，城市并不像安东尼•吉登斯所言：是寻找意义的场所。①尽管有不少“打工文学”写出了底层人物的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但毕竟，他们深知自己的根扎在乡村，正如吉宽在“到处都是小酒馆的大东港”却找不到家乡“二妹子小馆”里的温暖一样，城市留给他们的只有冰冷的记忆，“想到工棚里的冷，想到工棚里冷得睡不着，吉宽不禁打了个冷战”，他比我们更能够理解因为寒冷而铲死工头的弟弟。在他看来，是工头人为制造了“寒冷”，自己却“在轿车里开着暖风玩女人”的举动，直接导致了弟弟的犯罪，而他最能安慰和补偿弟弟的就是给予弟弟温暖，给予弟弟女人，给予弟弟和工头一样“玩女人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在二妹子小馆里的灯光”中“看清”了，决定了。他不容争辩地把弟弟强行带到了二妹子小馆;酒足饭饱之后，吉宽自然要兑现对弟弟的许诺，他安排弟弟“干女人”;这已经不是为了满足男人身体的本能欲望，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最起码是一个男人，与工头平等的作男人的权利，“妈的，他工头干女人咱凭什么就不能干女人”。吉宽叫小姐的老练，仅仅是一个姿态，或是一种表演，在弟弟面前，在风尘女子二妹子和响英面前，“妈的，咱是男人，咱得学工头，咱怎么说也是个男人!”事实上，吉宽的表演不无道理;不只是工头不把他们当人看，二妹子也“是不想陪”他们的，二妹子陪的对象是有钱的司机和村干部领来的人。同样是底层的劳动者，二妹子已经与他们划出了界限，产生了隔膜，甚至成为农民工另一个性压抑和性折磨的力量。
吉宽的关怀，温暖了弟弟吉久。弟弟吃上了热饭热菜，在二妹子小馆，感到了“一冬天以来遇到的惟一的热乎气儿”;带上了寒冷的冬夜里梦寐以求的“狗皮袖筒”，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在哥哥的安排下，平生第一次像男人一样“干了女人”，睡了哥哥为他烧的热炕。温暖，让吉久放弃了出逃的念头，而选择了自首。吉久说：“俺知足，不是你让俺弄了女人，俺其实什么都没弄，俺弄不成。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吉宽何尝又不是如此呢?所以，他最终坚强地接受和认可了弟弟自首的行为。这样的叙述催人泪下。正是在这里，金钱、亲情、性、身体、法律，等等，被一件象征母爱和温暖的“狗皮袖筒”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温暖又一次失而复得了。事实上，对于卑微的底层来说，精神温暖也许是慰藉和抚平现实“残忍”的最好良药。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孙国亮，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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