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阴影下的写作

作者：戴　莉

　　池莉从物质的角度来解构文化人的身份，这与池莉的市民关怀显见是矛盾的。池莉以“普通劳动者”的意义肯定小市民对物质的恶俗追求，并为这种追求予以精神赞扬：“是谁在支撑中华民族?是最广大的人民，是最真实的市民，是我们九死不悔、不屈不挠的父母兄弟。”⑨池莉以物质生活的天赋人权来为市民呐喊，却以文化人对物质生活的向往而否定“文化人”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池莉一方面宣称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世俗欲望而存在，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却又非难文化人的物质欲望：以世俗性的缺失嘲笑文化人/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高蹈，以世俗性的追求嘲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庸俗、势利，从而使知识分子处在一个两面都不是、动辄得咎的尴尬位置。如果不放归到历史的语境，我们很难理解作家对文化人的这种非难情绪。只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中，我们才能理解池莉对文化人的矛盾态度。池莉并不准备把评判市民生活的标准平行地移到文化人身上。所以文化人对物质的追求遭到作家最大限度的否定和蔑视，这种情绪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而是成长于七十年代的池莉对文化人因袭已久的固见。她试图取消知识分子身份的神圣和崇高，以文化人的市民化来改造文化人的虚伪、清高、脱离实际生活的劣根性，用文化人的边缘化来丈量文化人和“小市民”(即普通劳动者)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距离。池莉实际上是在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改造”母题下写作，并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池莉对文化人天然的鄙视正源于此。池莉的写作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超越、颠覆或者是补白，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恰恰相反，她的写作仍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经验范畴内的一次继承。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池莉写作中所显示出的对文化人的天然的鄙视情绪。这种情绪已经内化为一代人的精神遗产，池莉的写作仍是指向一个神圣的命题：知识分子改造。这种改造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改换了参照物，从之前的农民大众转换为现在的市民大众。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仍然可以从小市民身上发现浓重的农民气质。市民的发现是池莉对当代文坛的一大贡献，但这种市民呈现是有限度的。小市民对物质的赤裸裸的欲望酣畅、淋漓，有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活泼泼的生命力”。不同的是，之前这种“活泼泼的生命力”是扎根于泥土的，而小市民的生命力依附于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这种毫不掩饰的真率和文化人的虚伪形成鲜明对比，达成作者的批判目的。它同时衍生出另一对我们所熟悉的美学范畴的对比：崇高/猥琐。小市民的生活总有诸多的不如意，但就是在这种种不如意中，小市民的韧性精神得以发挥：顽强地活下去，要活得更好的信念让小市民的生命苍凉之中透出英雄般的执著与崇高，有一种生命的尊严，是天地正义，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的性格”⑩，所以也有学者把这称之为“神圣的烦恼人生”[11]。与此映衬的是文化人的卑微、猥琐。文化人的锱铢必较而又欲说还羞保证了小市民的“英雄主义书写”在新的历史阶段得以继续高扬。池莉借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文化转型这一巨大背景承载一个并不新鲜的“知识分子批判”话题，显示出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威力。这样，二元对立式人物设置就轻易让“纯态事实”的“零度描写”上升成“道德批判”，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书写下的“知识分子批判”一脉相传。
　　和谌容对文化人力透纸背的沉重刻画不同，池莉是用一种轻巧的嘲讽来描摹文化人的生态世相。作者在笔力所及之处对文化人进行角落里的“顺带一击”，达成一种机巧的戏谑叙事效果。对知识分子的顺带一击的做法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阅读经验中所惯见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顺便嘲弄一下的做法事实上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并没有深刻的理论依据，更不用说创作主体必要的同情和体贴。作家情绪化写作下的调侃、嘲弄使得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弱势被无情夸张、放大、重复，但这种夸张、放大和重复不构成批判。批判内含一种深刻的道德关怀，而池莉所依据的却是生活经验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个经验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哲学。这种意识形态力量缺乏深刻的道德关怀，却用一种专制的态度拒绝理想和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把所有的生活都放到地面。它只是一种生活经验的自觉，远没有达到自省的程度。而池莉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采用的“顺带一击”的做法，更是缺乏理性的参照，因而也大大降低了批判的深度。
　　潜意识的生活经验也影响到池莉对文化人的想象。池莉一直否定精神贵族的存在，抹煞知识分子的身份。但甫入新世纪，池莉却不无深情地以一种怀旧的情绪追问精神的归处，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戴眼镜，却也戴大斗笠，穿中山装，却又挽裤腿打赤脚，活像个伪装的农民伯伯”。(《看卖娘》)池莉终于向我们娓娓透露出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这个二十一世纪创作的文化人有太重的乡土色彩，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池莉青少年生活经验的一次无意识投射。作家在描述“父亲”形象时采用了“向后看”的叙事视角，这种视角下所观照的生活更接近于一种理想化叙事。同时作家采用“平视”视角来描绘“我”丈夫，这种视角保证了“我”丈夫于世杰叙事的可靠性——这是一个在生活中连花三五千元买个手镯都舍不得却宣称重精神轻物质的典型的虚伪的知识分子。“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丈夫/父亲于是再一次堕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有研究者认为《看卖娘》是一次“虚假的乡村经验”，是对“日渐衰败的传统文明的依恋与回归”[12]。这是一次潜意识的乡土经验的回归。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阅读中长大的池莉无法抛弃自己的成长经验，在创作中一次次透露出自己和历史的渊源。作家没有把这种渊源进行过滤性反思，相反用温馨的记忆重新加工，进行柔化处理，历史于是蜕化成一个诱人的阴影。和传统挣脱不断的姻亲关联使池莉无处突围，于是只能在新世纪的众声喧哗中再一次滑入自己的写作窠臼。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戴 莉(1978- )，文学博士，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关于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可以参看刘川鄂、胡舟：《论池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此文对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比较具体的概括。
　　②③ 夏德勇：《论池莉小说的文化冲突与取向》，《小说评论》，1997年第4期。
　　④ 《上海文学·编者的话》，1987年第8期。
　　⑤ 参看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⑥ 从文学史的历时性角度来肯定池莉和传统的断裂的评论文章，如张德祥：《“新写实”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4年第2 期；也有的评论者则从“补白”的意义来肯定池莉对于当代文学的贡献，如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⑦ 向荣：《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⑧ 池莉：《我坦率说》，《池莉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⑨ 程永新、池莉：《访谈录》，收于《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⑩ 池莉：《也算一封回信》，《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4期。
　　[11] 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12] 惠雁冰：《虚假的乡村经验——由<看卖娘>看当下文坛的一种走势》，《当代文坛》，2004年第2期。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