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百姓苦难的真切呈现

作者：温长青

　　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钟山》2005年第3期)，无疑掺杂进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际遇与情感经历，但令人极度震撼的还是她对矿难、矿工及其家属的生存境遇的叙写。乌塘这个地方有许多煤矿，因此这里便有了无数的寡妇。矿工们下井前要仔细看看妻子儿女，就怕这一走就是天地两隔。更有甚者，当地想发财的女人，便有了“嫁死”一说：嫁个矿工，再多买几份保险，三年五年，熬过去，发生矿难，钱就哗哗来了。这样的事情，叫人不由得感叹“今夕何夕?”失踪的蒋百，其实早已在矿难中死去，尸体就蜷缩在一只大冰柜里。因为把蒋百定为失踪，使死亡人数由十人变成九人，就构不成重大事故，当地政府官员就能够逃避责任，所以他们便以给蒋百嫂巨额补偿的办法，堵住蒋百嫂的嘴。蒋百嫂的放浪、疯癫、跟任何男人都愿意睡觉、特别惧怕黑夜的十分反常的行为，包含着怎样的一份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她的心里，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在一个百姓性命贱如蝼蚁的环境中，和谐社会的建立近乎痴人说梦。
　　为什么这些作家如此痴情于对百姓苦难的叙写?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专注于底层写作的作家群体，便会发现，这些作家们大都跟底层的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风格各异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共同的平民意识与人文情怀。罗伟章出生在大巴山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已去世，他是在饥饿、孤独中长大的。当他后来有幸走出大山，成为有知识有地位的体面人之后，他没有忘记那些依旧生活艰辛的父老乡亲，而是满怀激情地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他们的痛苦与无奈。而且就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来看，则要么是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有了一份较体面的工作，但骨子里还是跟自己的故乡掰扯不开的城乡边缘人(如《大嫂谣》中的“我”)，要么干脆是有点文化、有点思考却改变不了自己命运的农民(如《我们的路》中的郑大宝)，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从河南奋斗到北京的刘庆邦，当过农民又当过多年矿工，所以写农民写矿工的生活得心应手，因为他太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太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写矿工就是在写自己——写过去的自己，也写与过去有了差别但心里总是割舍不下那些“阶级兄弟”的当下的自己。他不能忘怀这些曾为中国的建设做出过贡献而今又做出牺牲的底层百姓，他更不能在他们愈来愈恶化的现实处境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此把关注的焦点对准当下的农民与矿工，便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别的作家与罗伟章、刘庆邦的经历或许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作品都彰显出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与那些或聚焦于上流社会成功人士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或只倾听自己内心隐秘的情感躁动的作家不同，他们是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人，因此他们的作品，便难得地饱含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真情。他们既没有事不关己地在弱势群体的遭遇面前“缺席”、“出位”，也没有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地去“启蒙”那些未免还有些“愚昧”的底层百姓，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他们生存状况，并把全部的同情给予了他们。虽然他们知道，靠文学家的孱弱的笔，是不能解决底层百姓的种种问题的，但人文情怀与道德良知却驱使他们要把自己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而使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为可能。因此能把底层百姓的痛苦与无奈展示出来，作家们便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阅读、梳理这些真切展现底层百姓生活状况的作品，使我们的心情极其沉重。但我们并没有绝望。既然底层百姓的苦难已被越来越多的有着人文情怀的作家关注，而且底层写作也成一时之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高度重视、并逐步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从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讲话里，从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中，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广大群众平等、公平、公正意识的空前觉醒中，我们同样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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