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知识分子话语合法性危机的产生与调适

作者：赵普光　王伟霞

　　似乎此时的丁玲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话语危机，并做出策略性的回应。她赋予小说主人公陆萍一个极具革命化的身份——“共产党员”。（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丁玲小说中有着严重个人主义倾向的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革命化的政治身份：《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是一个为党工作的情报人员、《夜》中的何华明是位从事革命工作的指导员。）然而丁玲小说中人物身份的这种革命化转换并不成功。陆萍从本质上仍然更主要是个“上海产科医院的毕业生”，和她相亲近的黎涯一个是爱好幻想的人，一个是历史不明的郑鹏，毫无疑问他们都有着难以遮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而按照延安领导者的思维逻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的表现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民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所以延安高层“虽然没有怀疑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必要性和愿望”，可是他们更“关切的是由谁，如何掌握现代科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延安高层关注的是现代性叙事由谁来行使，是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行使的问题。尽管丁玲给“陆萍”以革命化的政治身份，以求得其合法性地位。然而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陆萍个人改造的过程，即从思想上自我革命化过程，亦即从内心与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作斗争并进而取消之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身份符号的转换。所以即使陆萍具有了共产党员的革命身份，但由于她不具有天然的革命名义和身份，又没有自觉地被改造的即思想革命化的过程，自然她的现代性诉求的资格被否定和取消。
　　总而言之，由于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这里的“权威——政府的或个人的——被赋予稳固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程序，并在目标的正确性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意义上保持统一的思想”。知识分子话语因其自由与抗争精神特质而与这种高度统一的要求格格不入，它的合法性自然产生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面前，作家也选择了策略性的回应。陆萍的心理、行动闪露着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自由意识和抗争精神，同时她又有着共产党员的革命化身份，二者在她身上的统合与冲突反映了作家在危机面前所做的自我调适的努力。调适过程中的艰难和杂音也折射出她内心的惶惑与无奈复杂心态及被动与主动冲突的处境。
　　应该指出，这种调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表明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坚守已经开始滑动，经过“千锤百炼”的改造后自主的“自我”将转变为集体的一分子。“自我”的滑动与转变除了外在的压力，也有知识者内在的原因。小说最后陆萍主动接受那个失去双脚的病人的规训和引导，并最终被批准学习，这被认为是自我的解放。事实上，当个人的自由、自主接受规训后自我就逐渐由实际的经验的个人，转变为更高的“理性的自我”。作家调适的努力预示着知识分子自我坚守的滑动的开始，这也是在延安时期及后革命阶段知识分子话语合法性遭受危机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赵普光（1979－），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王伟霞，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Ｍ］．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5］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Ｍ］．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 Louis W. Koenig.toward a democracy.[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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