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人文情怀的自然袒露
作者:温长青
让我们再来看马秋芬的小说《蚂蚁上树》。小说借鉴了经典的戏剧性构思方法。“绿灯盏工号”是一个大都市商业街上新建的大酒店的建筑工地,更是一个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作家展开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的艺术平台。在绿灯盏工号这个舞台上登场的有城市的下岗工人,有农村的进城务工者,也有因各种原因临时或偶然进入工地的其他社会角色。廖珍原来是工厂的工人,下了岗又离了婚,原先靠给外贸钩织手工活儿养家糊口,后来手工活儿接不到了,偶然之中,被原来的工友范志军以“家属”名义介绍进了工地当上了升降机的司机,她也因此将错就错地成了“范嫂子”而与范志军有了一段不明不白的日子。她与范志军的关系,既是她对范志军的感激心理的表现,又何尝没有以此抚慰自己近于枯寂的灵魂的因素呢?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吴顺手,从农村来到这个工地,当上了架子工。他买来的漂亮的妻子吴彩霞红杏出墙,同煤窑老板好上了,老板拿出六千元钱逼吴顺手把婚离了。吴顺手活得憋屈,与之有染的“美人痣”的弟弟的一再敲诈,让吴顺手不堪重负。一天,正在插铁树林的吴顺手又接到勒索电话,从怀里摸出小酒瓶咕咕灌了几大口,气坏了在架杆上的他的堂兄吴顺坡,在追逐中吴顺手从杆上掉了下去,摔得面目全非。来为他料理后事的妹子掏出一张小报,告诉她已经永远走了的哥哥,他的儿子吴牛子的作文《我的爸爸》得奖了,不仅县报上登了出来,还发了奖状和一百元奖金。可吴顺手已经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了。小说中廖珍与吴顺手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无疑是颇有深意的。昔日的国家主人翁——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现在后成了别人不明不白的情妇,或者老婆被矿主霸占,最后悲惨地死去。小说的题目“蚂蚁上树”,更见匠心。酒店建成了,工人们也散了,如同“蚂蚁搬家”,城市是别人的城市,与他们又有何干?纵然蚂蚁们能“逢坡爬坡,遇树上树”,但“谁知道前边会碰到什么呢?”在主流社会的视野里,廖珍与吴顺手们永远是“他者”。这种信念与迷惘的交织很显然寄寓了作家极其复杂的情怀。
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一文中,曾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坚持底层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但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作家或者是些一直都不大“著名”的老作家,或者是些还没有“著名”的新作家,而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却几乎“集体缺席”。由此看来,底层文学所坚持的“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所秉持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仍然应该是中国作家最普遍最深厚的精神资源,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虽然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特别看重那些如实地写出中国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的喜怒哀乐、并袒露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而且我们坚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贴近时代脉搏的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作品,也才是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所需要的作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长青,河南省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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