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海外华文作家散文简论

作者:刘涵华




  面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异邦文化海洋,如果没有对本民族文化深入骨髓的了解与自信,是不可能这么气定神闲的。
  
  三、二十世纪世界文艺思潮的渗透与影响
  海外大陆散文作家中,绝大多数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文革”后考进名牌大学,且在出国之前就从事写作活动的。他们在国内经历了西方各种理论蜂拥而入的八十年代,出国后又大多继续从事文化事业。这就使得他们自身的文化资源明显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仅使他们视野开阔,而且也对其创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刘索拉的《文化不可交流》以犀利的语言和寓庄于谐的表现方式,嘲讽了西方批评家们的“英美中心主义”。正如张京媛所言:“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他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记忆,在想象中创造出自己所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象的社群。”刘索拉的“文化身份”是坚定的,她认为:“一些欧美学者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所谓支持,如果只是建立在居高临下的地位而不真正懂得那种文化,只能是破坏那种文化的自我和自信。”与不出国门的作家们相比,这份文化身份认同由于亲临异境而变得真切而实在,并时时具有一种无可规避的切肤之痛。
  和中国大陆九十年代的散文一样,女性主义散文在海外大陆作家散文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她们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既当作必不可少的生活准则,又连同自己的亲身经历一并融入创作之中,使我们看见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间,中国女性在思想和生活两个不同层面所能到达的高度。
  严歌苓的《母亲和小鱼》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楚,写母亲一生将爱情维系在早已掉头而去的丈夫身上,母亲吃尽苦头却终究不敢承认自己的惨败,当然也就无法获得再生。查建英以调侃的笔墨创作了《且说北京靓男》,典型的女性主义立场不仅解构了男权神话,而且因具有穿透世态人情的智慧而显得高屋建瓴。
  与严歌苓和查建英稍有不同,虹影的《奔丧》追述自己身为女性的成长过程,她关注自己的身体,以惊人的坦率回忆那些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某些方面与杜拉斯有些神似。刘西鸿《罂粟花的命》、张慈的《帕洛阿图的作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女性深刻的自觉意识。刘思谦在评价大陆当代女性散文时曾说:“女性对于自身角色的体认,对于女性价值的追寻,是女性自我生成的必要环节。”从女性散文中,刘思谦看到了“这一代人由渴望融入群体到刻意追求特立独行再到以平常心返归自我的心路历程”。用这样的观点概括海外女性散文作家和作品,同样是适用的。
  杨炼、杨小滨和胡冬,出国前就已是知名诗人,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语言,以诗人的敏感探讨作为母语的汉语对整个民族乃至自己创作活动的影响,有杨炼的《练习本》、杨小滨的《副词笔记》、胡冬的《筮书》。
  需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纪世界文艺思潮对海外大陆作家散文的渗透与影响,已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邯郸学步式的刻意模仿有所不同,他们已成功地将相对外在的理论和自己的人生境遇转化为一种水乳交融的生命体验,然后以散文的方式向我们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融入世界的必要与可能。
  旅美学人高小刚在《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中认为:“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北美留学生文学都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生长点。过去二十年间北美留学生中涌现出的大量文学作品,令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容和风格多样化的创作群体的成长。”这段话概括包括北美在内的海外大陆作家的散文创作,同样是准确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涵华(1955-),河南安阳师院文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乐黛云《一个人的城市代总序》[M].北京:工人出版社,2001.2
  [2]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林贤治《自制的海图》[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4]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刘思谦《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6]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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