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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作文害道”辨析
作者：王鹏英
第三种评论出现在成复旺等著《中国文学理论史》(二)，它指出:“程颐提出‘作文害道’，一是为了否定一般文学家的作文之路,二是为了否定一般文学家所作的文。”{15}程颐所要的文,在内容上强调“止于礼仪”、关系“修身治家底事”；所要的诗是“一些宣传忠信孝悌的歌诀”。艺术上提倡“自然含蓄、优游不迫”{16}。
成文与其他评论不同的地方在于指出了程颐的“文”的具体所指，并且文的艺术特征“自然含蓄、优游不迫”，并指出了文的重要的特点“兴”。这说明，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程颐的“作文害道”观已经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了。
蔡镇楚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对理学家文论的特点作了总结。具体到程颐,作者指出:“伊川程颐论《诗》,以道德伦理为出发点,但以审美经验为基础,将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结合起来,并贯穿于具体作品的实际批评之中。这也是理学家文学批评的普遍做法。”{17}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他们摆脱并超越了一般论诗者对诗歌的词句、意义,创作意图、社会效果的评价,力图通过对诗歌的涵咏来体味作者的人格精神。故在他们眼中，山水诗、花鸟诗均取得了一种新的意义，所谓鸢飞鱼跃、无物不可见道。这样一种证道式的批评方法对后人影响颇大。”{18}
这两种观点从文学批评、接受的角度指出了程颐“文”的显著特征，以文证道的文道观，只不过，“文”是至“道”的途径，通过对文中“道”的体悟来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这才是程颐在文与道关系上做文章的关键。
四
通过对已有的程颐“作文害道”的梳理和辨析，可以看出，在这些对程颐“作文害道”观的分析上，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由“作文害道”表面义求之，解释为文道对立，认为程颐完全否定文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忽略了程颐文道观中的应有之文，也没有对“作文害道”观中的“文”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下判语，事实上，程颐所说的“害道”之文正是我们所谓的纯文学，学和好这种文是一种费时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它的作用仅仅在于“悦人耳目”，除此便无其他，它对于欲“以道自任”的儒者程颐来说，显然是“害道”莫过于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而此阶段的论者大多没有去还原程颐的本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程颐本身的文道观缺乏全面的认识，只凭只言片语便作出判断；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启发了人们对程颐“作文害道”的思考，人们开始试图对文道观进行分析，这一阶段虽然避免了前此阶段以偏概全的特点，但总的来说，与程颐“作文害道”的实际意义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至少澄清了程颐“道本文末”这一观点；最后一个阶段对“作文害道”观中的“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说明在“道本文末”的基础上，论者已经意识到文存在的必要性，认识到“道由文传”这一事实，对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析。
无论如何，这些辨析说明了一个问题：程颐的“文道观”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存在着许许多多尚待发现和开掘的方面，这些论述给了我们以很好的启发和契机，我们有理由、有可能、也应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程颐“作文害道”观为基础，展开对程颐整个文道观点的研究，重现程颐“作文害道”观的历史语境，对其整体的文道观进行尽可能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期还原程颐整个文道观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王鹏英（1976-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1}{2}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P63、P64.
{3}{5}{8}{10}{1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4.P239、P239、P239、P239、P600~601.
{4}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P112.
{6}张梦新. 中国散文发展史[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P362.
{7}莫砺锋,黄天骥.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P5.
{9}{18}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P759、P761.
{12}{13}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P314-315、 P377.
{14}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75.
{15}{16}成复旺，黄保真，蔡钟翔. 中国文学理论史[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P336、P337.
{17}蔡镇楚. 中国文学批评史[M].中华书局，2005.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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