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从接受美学看《简·爱》中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

作者：徐　菊

　　 小说中的圣约翰选择去印度传教，在中国译者和读者眼里，“实际上是为殖民者效劳，起了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的作用”（祝庆英，1995：9）。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视野，我们的译者才会将原文中的中性词解读为贬义词；正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文化语境中已经被妖魔化，我们才不理解深受宗教浸染的作家为何对身为传教士的圣约翰有那么多的溢美之辞；也正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积淀里，传教士是个贬义词，所以圣约翰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被解读成一个反面形象。而假以时日，在我们那份有关传教士的负面文化记忆渐趋淡漠之后，也许我们会以全新的期待视野来重新解读圣约翰。
　　 圣约翰在中国的变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读者对西方宗教的文化误读问题。中西方毕竟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基督教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西方人可以对东方人的不信上帝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对基督教文化感到陌生也理所当然，更何况，在近代我国与基督教的那一段交流史充满了屈辱和血泪，因此，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的宗教在我们眼里是“虚伪怪诞”的代名词，小说中一个奉行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派传教士也就成了“虚伪怪诞的宗教文化”的代表（吴晶，1994：22）。曾经有学者试图抛开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偏激观点，认为圣约翰其实是一个古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因为他在责任和爱情之间选择了责任，最后以悲剧而结束一生（范文彬，1991：47）。可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精神并没有多少悲剧成分，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感觉全被升天堂的梦想钝化了。因此，作为悲剧英雄的圣约翰形象，其实仍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语境和期待视野而得出的结论，是又一个中国化的圣约翰形象。
　　
　　结语
　　
　　 不管是对圣约翰形象的解读，还是对西方文化的解读，我们其实始终是站在“他者”文化的立场上，绝对客观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其根源在于中西方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我们用以解读圣约翰形象的期待视野与西方迥然相异。不同的圣约翰形象无疑会丰富作品的内涵，而在这一形象变异的背后所蕴涵的文化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问题，更是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徐菊，安徽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外文出版社，1993.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范文彬.对《简·爱》中罗彻斯特形象的再审视.外国文学研究，1991:（3）.
　　［4］杨静远.《勃朗特两姐妹全集》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5］王化学.说《简·爱》.外国文学研究，1980：（2）.
　　［6］吴晶.维多利亚时代的三个叛逆女性:外国文学研究，1994：（2）.
　　［7］张蓉燕.儒学：中国接受《简·爱》的伦理学思想基础.求实学刊，1992：（3）.
　　［8］张学信.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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