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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
作者：李 良
热切：生存与命运的悲悯叙述
死亡和生存对人而言，如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作家关注死亡就是关注生存，这一点恰恰是关乎文学对人的根本书写。换言之，关涉生存与死亡的写作绝对是真正的文学写作。如上所述，余华八十年代“先锋”出击阶段，肆意发挥主体的自由意志，其关涉死亡的想象叙事以一种暴力的迭现形态诉说生命的偶然或必然，完成人性潜存欲望的叙述。所以，我们应该把余华的关于暴力与死亡的系列叙事看做是作家就人的理智与生命的深刻挖掘，是对于人类悲剧性历史的思想言说。然而，余华并没有在“暴力”的叙事路途始终不移地走下去。进入九十年代，在开始长篇小说结构之后，余华笔下的暴力变得相对隐藏而浅淡，往往以命运故事的格式背景推动关于孤独苦难的悲剧叙事。医学体验的演绎方式从“诊断”走向“疗救”的企图。因此，这一阶段的余华叙事不再是往常的零度冷峻，而是介入人性的悲凉悲悯以及这悲悯后面的热切关怀。
人总是要生病的，医生行医目的在于“治病救人”；社会总是会“有病”的，作家有“揭示这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责任及主动性。行医为文都需要主体以阔大的悲悯情怀注视生存本体，让敏锐的神经和对象客体共颤动。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就显现出医生式的承担意识。主人公的成长史也是一段充满恐惧与战栗的受难史。孙光林从亲生父母身边走向养父母家庭以及返回的过程，是时代政治的外在暴力驱使的结果。然而，更令我们唏嘘的是作家在叙述主人公成长苦难时的温情与同情。孙光林源自两对父母的安全感不容躲避地被政治力量击碎，其借游离时代圈子以自保的努力让他更趋孤独与失望。在缺乏人性启蒙的乡村世界，人生的不可掌控里渗透着命运的不尽悲凉。余华告别血腥与杀戮之后，把自己对命运的关怀呈现置放于人的现实存在当中，而其话语里层荡漾而出的绵绵悲情，使作家完成了对于生存与命运从怀疑到体恤、悲悯的嬗变。
从生存与命运的悲悯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一起思考。《活着》里面大部分人都没能够“活着”，许三观“血”的出卖何尝不是一种“活着”皮相下的死亡隐喻。生命的有无，生存的正负，上述两个文本因作家的个性情怀的揳入而相反相成。无论是福贵们还是许三观们，他们都是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里行走。福贵的一生就是以无可奈何的乐观超越人的苦难的过程，在苦难的承担里面，“活着”显得那么温暖而高尚；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的几十年同样揭示了生命的受难本质，极致的生存救赎方式里面，鲜血是悲剧和悲悯的流淌。“若曰‘卖血’是另一种‘活着’，那么，《活着》便是另一种‘卖血’。”我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联想到福贵和许三观的社会集体属性，我们只要把目光集束于人物命运里生与死的最直接端详上面，就能发现余华“刀锋之利”。笔者一直认为，作家可以写尽人间的不幸与苦难，但大作家一定还要在这不幸与苦难里面漾出同情和悲悯来。余华就是于人性最为柔软的地带，以诚实的态度、血淋淋的叙事内容敞示温情与悲悯的。
我们也不会忽视上述两种故事的叙述存在相当的典型化特征，而且更像是一种有似荒诞的理性化特征。“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医学经验给余华的是有关血淋淋的影响，而“直面惨淡人生”、荒诞表征下深层理性品格的文学传统正是从“五四”时期鲁迅式作家那里一脉传承而来的。余华，以一个思想者的形象站立在历史和现实面前，直视血淋淋的过去现在、人性内外，从这些个体存在的心灵病症上追溯其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从而把国民精神的苦难、疾病与救治主题升华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深刻批判，这一点让他靠近了创造中国“狂人”的鲁迅。很明显，他们的文学叙事所表达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确融合了精神病理学的思维视角，他们将诊治国民性疾病的精神指向内化为文学作品的深层形式。
应该说，和鲁迅一样，余华成功地将医学和美学整合在一起，以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角度揳入生命本体，作家关于生命世界的哲学思考与审美叙事跨越了悲伤恐惧，进入理性、悲悯又崇高的境界。余华曾“真正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说“鲁迅他一个人构成他自己的文学史”。联系《孔乙己》的阅读经验时，余华称鲁迅“是我们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作家，但是他的细部又是最为丰富的，有很多作家一把小说写单纯就没有细部了”。我们何尝不可以把上述话语用来理解余华本人的创作。姑且不论同源于浙东吴越文化背景，就是从医学体验作用下对于生存命运的悲悯热切来看，笔者不赞同那种认为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的观点。至于比较鲁迅说余华之所以热衷于溢恶，之所以那样冷静、从容地描写着人类之恶，是因为已经把恶当作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了，是因为已经认可了恶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而鲁迅在描写人性之恶，对人类未来失去希望的同时，仍坚持拒绝承认人类的现存状况是合理的，即使明知人类无法改良，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在“绝望中抗争”，这便是鲁迅的伟大之处。笔者认为，余华叙事里面又何尝没有“绝望的抗争”？这一点不是作家本人直接说出或者文本自身怒目金刚般吐露出来的。余华是一位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样是持握社会人性的“解剖刀”，同样因为叙事的深度与力度，余华和鲁迅一起位列现代启蒙的先锋之列。
医学体验型作家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坚硬冰冷，他们的每一页书写看似都没有乐观愉悦，而是满纸的苦难悲情。他们是依靠想象，依靠强大、精巧的叙事功能，而非依靠经验、情感、宗教来写作的作家。他们小说的主角都是普通人，却个个命运乖蹇。他们总是用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这些可怜人的肉，让一个人活着或者死去、痛苦或者幸福，抑或永远行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他们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的文本世界。他们的创作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自我反省。他们真实而艰苦的叙述背后深潜着对现实的艰难思考，又细致入微到爱、尊严、良知，甚至救赎。“哈贝马斯从交往障碍方面寻找文化病态的根源，并把疗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在其中，文学艺术家将和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等一样担负起共同责任……此种‘合一’式的救治方案是文学在社会交往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界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的疗效究竟如何，理据又何在？”笔者认为，在“疾病”与“疗救”的角度来考察，对这现代乃至后现代人的生存疑难最有可能探索诊断并做出解释的只有作家，而且特别是小说家。因此，我们不会对小说失去信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第101页.
[3] 夏中义.学人本色，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4] 《余华谈鲁迅》，《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5]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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