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由史而文，融雅于俗

作者：江　君

　　 以戏剧形式传播《史记》最能适应普通老百姓的欣赏口味。无缘受教育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文化知识、历史观念、道德准则，乃至处世方式多是从舞台、戏台上获得的，这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文化陶冶。“《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今要民俗反朴归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则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史记戏”使观众在欣赏艺术表演的审美震动中学会做人，学会处世，如《管鲍分金记》在其开场白“一篇肯綮”中就明言此篇传奇具有“慷慨悲歌感讽”的目的，并在全戏结尾时感叹“人心反复若波涛，荣枯向背喧嚣。声华一旦登枢要，顿忘却寒微交好。羡德让雅存古道，投桃李报琼瑶”，极力推崇管仲与鲍叔牙这样的“金石交”，“古来纪少。岁寒松柏操，青史仰孤标”。又如《范雎绨袍记》的开场诗也说“悲欢离合剧中情，休向人前问假真。但得今人能似古，一回搬演一回新”。《豫让吞炭》第四折中也明言豫让的忠义之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再如明马权奇在读完友人孟称舜的《二胥记》言“词则壮气岳立，须髯戟张，觉吴市之俊，秦庭之哭，两人英魂浩魄，至今犹为不死”，宋之绳也说此剧达到了“尾巷小夫，目不识之，于俳优谐谑间，一见忠孝感人事，未有不悲愤流连”的感化效果。而像“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则更是明言“史记戏”对民众的教化作用，体现了“史记戏”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通俗艺术形式，从而实现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特点。
　　
　　 三、尊史与好奇：“史记戏”文史结合而带给受众的心理满足
　　
　　 尊史心理的满足：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上古以来，人们就注重对重大事件的记录，对君王的言行举止更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三皇五祖到夏商周三代直至汉初的漫长岁月中，累积了不可胜数的历史，成为民众无上的骄傲。人们尊史的心理主要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孜孜追求、对实录精神的体认和对历史鉴教功能的认可与接受。如上所述，许多“史记戏”都很好地满足了观众尊史的心理。
　　 其次是对历史鉴教功能的认可。自古以来以史为鉴的传统思想赋予了正统史著“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戒，树之风声”的重大责任，因此只有那些“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件方可录入。《史记》在选择所记内容时也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构想。在《史记》著作之初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以史垂诫的精神，如《封禅书》序“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六国年表》序“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高祖功臣年表》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等等。“史记戏”很好地秉承了《史记》的这一精神，实现了以史为鉴的精神传承。
　　 好奇心理的满足：《史记》中记录了许多奇人奇事，以至于后人得出了“子长多爱，爱奇也”的结论。而追求离奇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追求离奇也是“史记戏”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内因，这些奇人奇事表演反过来又满足了受众好奇的心理。
　　 就整体而言，据笔者所阅现存近百部“史记戏”，集中反映了十几个人物，统计如下（主要按先秦与秦汉两时期分，同时期又以文、武两类分，同类则略以时间为先后：
　　 先秦时期：宰辅文士则伊尹1部、周公1部、晋文公4部、蔺相如2部、范雎2部、苏秦3部、齐太子法章2部、说客谋士4部、孔子及其弟子2部、屈原宋玉5部；将领武夫则司马穰苴1部、伍员6部、吴起1部、孙膑4部、田单1部、刺客6部。
　　 秦汉时期：张良韩信萧何共13部、项羽3部、英布2部、相如文君13部、灌夫1部、卫青霍去病3部、东方朔6部。
　　 这些人物都具有安邦济世之才，最终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他们的经历却都曲折离奇，非同一般，或起于幽微，终成大事，或出奇制胜，力挽狂澜，或忍辱负重，扬眉吐气，或叱咤风云，战功累累。以他们作为戏曲演绎的对象，本身就具有很浓的传奇色彩，能带给受众爱慕英雄、追求离奇的心理满足。
　　 就局部而言，众多“史记戏”中广泛运用了离奇的素材与表现手法，它们可谓是正统史书与民间文学合流产生的结晶。如《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伊尹“生于空桑”的奇特出身，而杂剧《伊尹扶汤》中则将这些素材综合起来，同时加以夸张，伊尹乃文星下凡佐汤，以处女未婚生子，弃于空桑，为伊员外所拾，教育成材。伊尹出仕未遇，受挫耕莘。成汤访贤，数请伊尹。伊尹出山，大建奇功，助汤修成德政。无论是伊尹的来历、出处、所设奇谋、所立功勋，都具有传奇色彩。又如《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助吴称霸，劳苦功高却蒙冤受戮，临死前令仆人“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在《浣纱记》《倒浣纱》中都渲染了子胥死后显灵，殴打、吓死仇人伯嚭，并于钱塘江中引领千军万马阻挡越军侵吴。再如《高祖本纪》中记载高祖有异相，并醉后斩白蛇，揭竿起义，《赤松游》第九出“斩蛇”、第十九出“遇留”中都对这些离奇佚事进行了很好的渲染。在《孔子世家》中也描写了孔子的异相，《麒麟记》则更加以夸饰，如第三出“麒麟呈瑞”写孔子出生前的种种祥瑞，第四出“天生至圣”写孔子面相非凡、聪颖过人。在戏剧中，这种铺叙虽嫌啰嗦，却符合人们对孔子至圣的心理期待。
　　 上述种种异说明显不为史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当时的历史观念与他们所渴望的生存状态，恰恰也是时人努力认识与解说历史的表现，因此这些离奇的情节符合接受者对于历史人物的某种心理期待，这正是“史记戏”源于《史记》而又超越《史记》实录的艺术创造，很好地顺应了观众好奇的心理需要。
　　 总而言之，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史记戏”是《史记》文学化的产物，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走向艺术的真实，表现出创造性特点；它们将《史记》中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熔铸于通俗文学样式中，开辟了《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新途径，并提高了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江君(1979- )，暨南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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