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鲁迅与魏晋精神的传承
作者：陈蘅瑾
从嵇康到到鲁迅，魏晋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文风得到了很好继承与发展，而鲁迅从魏晋文风中继承了他们对独立个性追求的文化秉性与精神气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把这种文化秉性和精神气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有效的链接，并身体力行，积极投身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建设中。
三、从“越名教而任自然”到“任个人而排众数”思想的发展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与当时虚伪礼法相抗衡的最强音。“越名教而任自然”出自嵇康的《释私论》，其中这样写道：“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在此，嵇康是借君子之说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即人应该从被虚伪束缚的生活中挣脱出来，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返回到真实自由的生活中去。而在《难自然好学论》这篇文章中，嵇康更是以犀利之语言抨击当时虚伪的名教。“吾子谓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日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这样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性的觉醒。
鲁迅说魏晋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文学的自觉必源自于人性的觉醒。正是准确地抓住魏晋时代精神的特点，才有了鲁迅对魏晋士人特别是对嵇康的偏爱，并终赋予魏晋精神现代性特点。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是对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承继和超越，在其《文化偏至论》中集中阐述了其“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就其“个人”与“众数”的关系作过这样的论述：“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因此，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是其过去对中国国民性病根思索的成果，因此，要解决病根当务之急便是“任个人”，即解放个性，“立人”也因此成为鲁迅一生为之努力的方向。鲁迅站在“立人”的高度，通过“启蒙”和“批判”两种途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从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不管在鲁迅的小说、散文还是杂文中，我们都能看到其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题。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言：“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揭出病苦的过程也正是其疗救和启蒙的过程。鲁迅通过其批判的眼光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一系列普通国民，从对他们种种劣根性的揭露来引起世人的注意与思索，最终达到“立人”的理想效果。
如果说魏晋士人的思想主要还是从个人身世坎坷经历上萌发出来的，那么，鲁迅则更着重在思想文化的批判，通过对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痼疾的寻找与解剖，发现“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真正价值所在，从中体现出了与时代精神发展相一致的“现代性”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个性解放、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执著追求。
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与鲁迅之间个性、文风和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心灵与精神的营养，形成了独立之个性、独特之思想，他们都以大胆狂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实践着对自由生命的追求，而鲁迅更是通过魏晋士人，把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精神的反叛置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首位，通过追求对人的真正解放，构建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精神信仰、新的价值取向，最终完成对国民精神的改造。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陈蘅瑾，文学硕士，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
① 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3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第217页。
③ 徐梵澄：《略说“杂文”和〈野草〉》，《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