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论戴望舒诗歌的象征主义特征
作者：刘纪新
四、通感与暗示
（一）通感
通感是象征主义诗人普遍重视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波德莱尔著名的《感应》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芳香、色彩、音响全在相互感应。/有些芳香新鲜得像儿童的肌肤一样，/柔和得像双簧管，绿油油像牧场。”在兰波的《元音》一诗中，诗人在元音字母与颜色之间产生了通感。在《语言炼金术》一文中，他说：“我发明母音的颜色——A黑色，E白色，I红色，O蓝色，U青色。我规定子音的形状和行动。我企求有朝一日，以本能的节奏来创造足以贯通任何感觉的诗文字。”
作为中国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也阐述过关于通感的观点。在《诗论零札》中，他提出：“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也使用了通感手法。例如《独自的时候》一诗，将“房间里曾充满过清朗的笑”比作“正如花园里充满过百合和素馨”。其中，笑声是属于听觉的，花香是属于嗅觉的，虽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类型的感觉，但是所传达的情绪却是相似的。在《小病》中，诗人由“竹帘里漏进来的泥土的香”，引起“嘴里感到了莴苣的脆嫩”，并由此引起对故乡事物的怀念。由嗅觉引起味觉，再由此引起情感的回忆，通过通感手法的运用，使诗成为“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二）暗示
暗示也是象征主义诗人普遍采用的表现手法，将主体情志客观化，形成意象，并通过意象暗示诗歌主题。他们一方面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调动读者的审美感觉，从日常功利状态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象征主义诗歌的主题，又常常是无法用日常语言表述的，只有用意象的暗示来传达。马拉美在《谈文学运动》一文中提出：“直陈其事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儿去领会它的。暗示，才是我们的理想。一点一滴地去复活一件东西，从而展示出一种精神状态。”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穆木天也在《谭诗》一文中指出：“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说明是散文世界里的东西。”
在象征主义诗歌进入中国之前，早期白话诗人和新月派诗人并不重视暗示。到了早期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那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无视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导致诗歌晦涩难懂。戴望舒则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既重视暗示手法，又不使其过于晦涩，化用中国传统的意象，使中国读者易于接受。
再来看《深闭的园子》一诗，首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座荒芜的小园和“在迢遥的太阳下”的小园的主人，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追问：园子为何荒芜？园子的主人为何去到“迢遥的太阳下”？为了寻找原因，读者必须调动全部的审美经验，细读作品，将小园这一象征意象反复品味、玩赏，从而深切领悟诗歌的意象之美。而后读者将诗歌与诗人所处的时代氛围、社会思潮相结合，逐步认识到诗歌的内涵——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传统文化的忧虑。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读者不仅得到美的享受，而且提高了自己的审美能力。
《印象》一诗首先塑造了几个飘渺而悠远的意象，却并不说明它们背后的涵义，读者只有经过反复的赏析，才会感悟到，这大概是在象征人生的状态。在《印象》中，这个具有整体性的关于人生的意象，蕴涵着诗人对于生命深刻的理性认识和丰富的感性体验。但是，这一切又很难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只能通过意象暗示出来。
戴望舒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象征主义特征，而且他善于将自己深刻的都市生活体验融入诗歌，将民族文化传统、审美习惯与外来的创作方法相结合。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经过第一代诗人李金发、穆木天、冯乃超等人的探索，终于在戴望舒笔下走向成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纪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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