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再考辩
作者：唐洁璠
二
有不少学者明确指出，汉代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方术。其立论的依据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际应为千三百九十篇）。这些作品如下：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也，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在以上所列十五家小说中，《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等都是方士之作，而这三家作品的数量占了十五家作品的绝大多数。但我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方术。《汉书·艺文志》中的目录学分类并不是班固的首创，而是来自西汉刘歆的《七略》，班固只是“删其要，以备典籍”。《七略》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他们父子两人先后奉皇帝之命在国家图书库校书，《七略》是他们校书的研究成果，因此，《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十五家小说，只是国家图书库所库存的部分“小说”。在汉代，书写材料十分有限，书籍尺寸的长短与书的价值高低有关系，价值较高的经书简长有二尺四，而杂记、诸子之类的则不到一尺。因此可以推论，稗官采来的诸多“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并没有形成文字资料，或者即使形成文字资料，也没有编辑成书籍存在国家图书库里。那么，为什么国家图书库会有这么多的方士之作呢？这与汉代的文化背景有关。
汉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秦朝禁挟书令的苛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次下诏求书，广开献书之路，凡是献书者或封官或给予赏赐。而当时的帝王非常迷信神仙方术，《后汉书·方士传》小序云：“汉至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义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据说当时“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由于“方士一贯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方术卖与帝王家；而自己成为卿相公侯一流的人物”，所以“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任，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这些人有较高的知识，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④。
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清楚两个概念：“汉代小说”和“汉代小说书籍”。前者是指稗官采集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后者则是记载这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书籍。所以，仅仅凭《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十五种“小说书籍”去判断“汉代小说”的内容，其结论是很可疑的。
袁行霈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辩》中曾指出：
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国语·楚语》、《吕氏春秋·达郁篇》、《新书·保傅篇》、《淮南子·主训术》以及贾山《至言》等书，都是传庶人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稗官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稗官就是“天子之士”。袁行霈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疑问，主要是因为他将“小说十五家”的内容当成是汉代全部“小说”的内容。那么，在汉代“小说”中，有没有士传谤言的内容呢？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重视如淳所说的“今世亦称偶语为稗”。“偶语”指相对私语，《史记·高祖本纪》云：“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可见，“偶语”必然包含着议论、指责朝政的言论。也就是说，“稗官”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士传谤言”之义。其次，我们应正确理解“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句话。对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但他又说道：“《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他特别指出，“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所为矣。”在这里，鲁迅显然是将“街谈巷语”单纯看成是下层老百姓的言论。这种理解把“街谈巷语”狭隘化了。实际上，在先秦两汉，“街谈巷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指乡野之人的言论，还指文人士子在朝廷之外对朝政得失的议论。如张衡《西京赋》就写道：“若其五县游历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以，稗官采集的内容应包括辩论之士“弹射臧否”这类言论。另外，我们应注意“诸子略·小说家”中提到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则注为“考见得失”。《汉书·艺文志》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以，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谈道：“稗官职志，将同古之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得失矣。”也就是说，汉代“小说”应该有“士传谤言的内容”。
（责任编辑：古卫红）
本文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课题项目《汉魏六朝小说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费振刚教授，项目编号：教古字〔2004〕145号
作者简介：唐洁璠（1973-），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①杨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②③ 潘建国. 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11.
④王瑶. 中古文学史论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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