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矫枉与过正
作者：季建萍
本文的不足在于：1.作者为了呈示诗歌代代矫枉过正的现象，选取了各个历史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风格，但实际上这些风格只属于当时个别主要流派，不足以代表整个时期的风格。如初唐，不仅有“上官体”的“轻纤”，还有“四杰”的“刚健骨气”和陈子昂的“复归风雅”；中唐除了元白的“浅切平易”，还有韩、孟的“奇崛险怪”；晚唐不只是贾、姚的“奇僻”，还有“小李杜”的“悲凉怀古”①。2.没有正确解读诗歌史上的特殊时段——盛唐。盛唐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成功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挟裹着雄伟时代赋予的豪情壮志，终于创造了诗歌史上空前绝后的辉煌。他们跳出了矫枉过正的圈子。王世贞《徐汝思诗集序》：“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韩孟、元白并非以情实矫莽，而是在盛唐诗歌巨大光环的阴影下寻找出路。3.把诗风转变，轻纤而至阔大，阔大而至情实，情实而至奇僻，简单地归因于矫正前代人的创作缺陷，没有看到其与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紧密关联的。内部规律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要靠外部规律来补充，二者实际共同作用于事物的发展。初唐陈子昂的风骨不仅矫正六朝诗风的柔靡，更来自初唐士子对个人奋斗的前途，国家命运的蒸蒸日上充满希望。盛唐的阔大境界则主要跟盛唐人源自强盛国力的豪迈气概相契合。中唐元白的情实则因自安史之乱后政局的混乱，百姓生活的悲惨境地，他们要用诗歌反映现实，以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拯救时弊。晚唐小李杜咏史诗中的伤悼情调，贾岛、姚合的清新奇僻，温李的艳丽诗风，无不与衰败的政治格局相关联。他们或在绝望中感伤，或从情爱性爱中寻找寄托，所谓“乱世之音哀以思”也。4.没有把诗歌看作一个有盛有衰的生命过程以及它的主体地位被其他文体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既唐人创造的辉煌的诗王国之后，宋人感到难以为继。他们既不甘心拾人牙慧又无力超过甚至哪怕赶上唐人。于是，他们虚心向前人学习，总结前人经验。但无论是此前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吕本中的“活法”说，杨万里的“无法，师法自然”，诚然分别依靠自己的理论在创作上有一定的建树，却毕竟都没能让宋诗取得唐诗一样的辉煌。正如袁中道在《宋元诗序》中所说：“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而宋代文人，又终于在词这样一个新的领域中证实了他们的才气。
通过分析这篇文章的得与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是一种长期占据文学主体地位的文学形式，经历了萌芽、兴盛、衰歇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某些阶段，呈现了一次次矫枉过正的革新潮流。这是诗歌发展的内部因素在起作用。但最终，诗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诗风的变化，诗的兴盛与式微，总要受到大的政治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诗歌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制约。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季建萍（1968年-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学院讲师。
① “轻纤、刚健骨气、复归风雅、浅切平易、奇崛险怪、奇僻、悲凉怀古”，均引自《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钱伯城笺校.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 陈友琴.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张少康主编.历代文论精品[M].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4]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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