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第一人称视角的越位
作者：王 晖
“我”的移民身份和移民心理让“我”对移民有了准确的了解，为评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虽是移民，和扶桑同样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排斥，但“我”所处的时代与扶桑已相距甚远，我们排行第五代移民，不再是任人欺凌的对象，“我”的地位已大大提高，已具有话语的权力。于是“我”在故事中不仅承当了讲述者的角色，还进一步负有评判者的重任，表明自己的身份，作为新移民的代言人，运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趋向公开地进行直接评判，评判当时的主流意识、边缘意识。“我”在讲故事的同时根据经验自我对故事进行阐释和评论，这是对故事叙事的叙事，表现了自我意识和参与故事叙述的欲望。
对当时的主流意识“我”是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的。《扶桑》取材于120年前的美国下层华人社会，这是一个被主流社会误解的社会，充满了污蔑，把妓女只看作为“物”，特别是中国妓女“她们畸形的足以及特有的步态使她们躯干的发育受到了重大影响，那些影响之一便是变形扭曲了的盆腔和阴道，这便是她们肉体的奇异功能所在。正如他们这个民族擅长盆景艺术，这些被曲扭了女性肉体提供一种无法言喻的享受。”对扶桑这样的华裔女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三寸金莲，价钱低廉的肉体叫卖。而华人心目中的英雄，如具有传奇色彩和个性的华人英雄大勇则被洋人视为恶棍。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充斥了白种人的种族歧视、文化偏见，早期华人移民在此处境里艰难地生存着。
对处于边缘状态的扶桑，“我”的心态是极其矛盾的，作为漂洋过海的三千中国妓女的一个，“我”同情扶桑的悲惨遭遇，努力挖掘她身上埋藏的原始美。她有善良的人性，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在努力生存着、生活着。但随着故事的推进，特别是在她被阿丁捧红成为名妓之后，“我”对堕落中快乐着的扶桑表示不解，与扶桑的对话越来越困难，到后来，只能猜测扶桑的结局，就有了众多版本，也许是小食档的老板娘，也可能是卖水果的小贩。“我”对扶桑的评判还进一步延伸到当代女性，“我”发现尽管一百多年已过去，但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男权主宰的社会里，女性仍处于弱者的地位，今天的女性只不过是把出卖的概念偷换为婚嫁，以此换来无忧无虑的三餐、绿卡，这种令人可悲的现状更应引起人们深思。
“我”在作评判的同时，常是不断地颠覆自己的结论，对种种看法给予否定，这种否定暗示了“我”对事件知情权的缺乏。正如“我”对扶桑的评价，一开始是认为她有一些无伤大雅的低智，后发现有对肉体欢乐的兴趣，但不久又推翻所有设想与猜测，认为扶桑看重忠贞，对白人男孩克里斯的感情隐藏得极深。而在刑场上做大勇的新娘子的那份安泰，让“我”迷惑，也越来越发现不了解扶桑，后干脆说，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对你这样一个已进入历史的人作分析和解释呢？“我”甚至不能分析和解释当代人和“我”自己。“我”作为叙述者，根据历史的只言片语，把毫无关联、支离破碎的历史事件连缀成了传统故事，同时“我”作为评判者这一公开视角，又时刻提醒读者这是杜撰、编造、虚构，这种故事暴露写作技巧的策略，是现代叙事艺术中的重要一种，称为元叙事，元（Meta）这个后缀在希腊文中是“在后”的意思，是叙事的叙事，表达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读者和故事之间造成一种间离效果，好让读者不过分沉湎于故事的“真实性”。这种叙事的叙事更符合事实，扶桑只是“我”史书中找来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她似隐似现，给予了作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总之，生活于当代的“我”，作为第五代移民的代言人，跨越了传统的对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一方面，“我”看到了扶桑的一生，又深入她的内心，展现她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也是评判者，表现了自我意识和参与故事叙述的欲望，这样既强调了叙述行为的作用，肯定了叙述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叙述和评判中，再现了被过滤和稀释的早期华人移民历史，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撞，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和缺陷进行反思，这是第一人称视角越位带来的深度和广度，也印证了作者严歌苓的话，移民文学不是边缘文学，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晖，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① 严歌苓：《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 杨振昆等编：《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蒋述卓：《跨文化的诗学探寻》，暨南大学出版，2007年版。
[3] 饶芃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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