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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非问”彰显出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作者：徐明阳
苏秦首次说秦，“将连横说秦惠王”，提出“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不料这条后来秦始皇为完成霸业、实行统一所采取的路线，却被秦惠王全盘否定。苏秦后又“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终“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蘋，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之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世态炎凉使苏秦认为“皆秦之罪”，于是“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足”{17}。一年后苏秦再次外出游说，由北向南，奔走于六国间，宣传合纵抗秦，最终说服六国；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先后皆“奉社稷以从”，任苏秦为辅相，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终以功名富贵显赫于世。苏秦典型地表现了纵横家的特点：第一，一心为利，没有利益外的理想追求和道德约束。苏秦闭门苦读时感叹“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18}学成后自信地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9}苦读游说皆是为了功名富贵。第二，心无准则，言无真理。说秦失败后，苏秦刻苦自学姜太公的《阴符经》，形成一种乱世生存谋略：见机行事，见势而谋。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颠覆连横而取其反面——合纵；对于苏秦，“连横”、“合纵”两个相反的政治主张只是谋利的手段。
与士阶层靠“口舌”谋生一样，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也有生活因素，但孔子认为“士”首先是“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应以“道”立足于世。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0}“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1}十分强调“士”的精神情操。孟子发展了孔子观点：“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22}把“仁义”作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涵。他还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3}；与其他阶级相比，只有“士”不计较“恒产”等物质利益，而作为“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在社会立足、生存和发展。
面对争霸的各国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的现实，孟子曾以儒学大师身份、怀着传播和推行“王道仁政”的抱负，周游列国近20年。虽然所行之时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所到之国君主皆以礼相待，曾在楚国一度为卿，住五六年，且齐宣王给他一年万钟粟（一钟六石四斗）的待遇，让他办学；但却无人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对此，时运不佳的孟子却志向不改。孟子曾与宋勾践谈自己的游说态度：别人理解我，我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因为“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4}。不管穷达，孟子都把坚守和传播“道”作为人生追求，表现出他那不同于苏秦之流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但现实中类似孟子的士子少之又少，而苏秦、张仪之流则成为走红的政治明星而受追捧。对于游说各国挑起战争的纵横家，孟子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25}；对于身边糊涂的“追星”者，孟子则以“道”循循善诱。景春曾十分羡慕地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当时，著名说客公孙衍为秦官，又曾佩五国相印，张仪更以游说六国连横从秦而闻名。但孟子对他俩则不以为然，他向景春描述和传播了另一种“大丈夫”形象：“居天下之广居（自注：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6}受“为利而为”士风的影响，弟子陈代对孟子说：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谒见，“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人应该能屈能伸。孟子列举为节操不怕齐景公杀头的猎场管理员、耻于为赵简子宠臣驾车的王良，教育陈代不能因为利益和利害关系而背叛自己的志向，去顺从诸侯，而应该坚持不“枉道而从彼”{27}。
坚持不“枉道而从彼”，孟子自塑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28}对于齐王赠送的上等金一百镒，孟子认为齐王馈赠没有理由，等于收买，“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29}对“道”的坚守使孟子对富贵权势毫不动心，对不正当的利益拒不接受，孟子超越了唯利是图的苏秦张仪之流，为士阶层塑造、传播了一个不“枉道而从彼”的“大丈夫”形象。
三、结 语
“述而不作”即传播而非创造是孔子给自己和儒家的社会定位，所以他非常重视传播者的品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0}，强调传播者的“知”和“德”。孟子以继承孔学、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为己任，并在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修身达仁基础上，更加重视传播者自身的修养：倡导并善养浩然正气，推崇并自塑傲岸的“大丈夫”形象；无论穷达都坚定地传播、推行“王道仁政”并乐在其中；始终心存高远且乐观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豫哉？”{31}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孔、孟重视传播者的品质，这和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那部被西方文艺理论界和传播理论界均奉为早期经典的《修辞学》里，亚里斯多德说：“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须有三种品质……它们是见识、美德、好意。”{32}“美德似乎是一种能取得并保持好东西的功能、一种在任何情形下给所有人许多重大好处的功能。美德的成分是正直、勇敢、节制、大方、豪爽、慷慨、和蔼、见识、智慧。”{33}《孟子》中，传播者孟子彰显出人类共有的种种美德。
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并丰富、捍卫着中国古代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这种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由意志、尊严、出处、价值观等构成的人格基础和精神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受到人类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徐明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①②④⑤⑥⑩{11}{22}{23}{24}{25}{26}{27}{28}{29}{3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P14；P155；P192；P89；P56；P1；P155；P315；P17；P304；P175；141；
P139；P61；P93；P111.
{3}{7}{9}{20}{21}{30} 金良年译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P272、P274、P276；P361；P324；P60；P262；
P242.
{8}{13}{14}{15}{16}{1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P1943；P2539；P2279；P2241；P2279；P2241.
{12}{17}{19} 王守谦、喻芳葵等：《战国策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P295；P58、P63；P63.
{32}{33}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P208；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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