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
作者：张丛皞 韩文淑
《憩园》在整体结构上，正是现代小说中百讲不厌的离去——归来——离去的“归乡模式”，以一个游家在外的知识者还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来架构整个文本。叙事者在这里是他人生活的观察者与虚拟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自我生活的经历者。归乡是为了摆脱外界的喧嚣与漂泊，寻觅久违的童年故乡与精神家园，但当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故乡时，故乡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景致与久违的温馨，变得陌生而隔阂，丧失了体味的空间与情致。正由于旧友姚国栋的热情邀请，才得以停留多日。而杨梦痴与姚太太的现实处境牵动了黎先生的全部感情，触动了其内心的万顷波涛。对杨梦痴和万昭华悲剧性处境的讲述，正是叙述者自我心灵情感的回音与折射。当其偶遇到寡妇丧子，对那被水泡得肿胀的尸体发以“这就是死，那么快，那么简单，那么真实”的感悟之时，叙述者已经由对死者的叹惋升华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诗意难寻生命的慨叹。故事结尾，作者又离开了故乡，最终曲终人散，真梦难寻，空留无限怅惘。
作为作家的叙述者在经历着故事的同时，自己也在创作着故事，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于他回乡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老车夫与瞎眼女人的爱情故事。在苦难的生活里与诗意匮乏的现实中，他们彼此慰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故事所探讨的正是人在困境中对自我情感的肯定。并不沉重的题材表现出淡淡却又彻骨的忧伤，透着人世的冷暖。这个时隐时现的潜文本在《憩园》中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与片段，而是作品诸多有机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叙述者情感变化、情绪变更，以及作品悲哀基调形成与悲剧氛围弥漫的重要标志。叙述者在创作中发生了移情，故事寄托着他的生命理想与情感追求，它是叙述者对心灵深处欲有所动、却又无处发泄的情感的最好宣泄之地，是叙述者心灵自救途径与手段。
如果说，杨梦痴与万昭华为核心的故事诠释了生命两难的悲剧处境，那么，“归乡”的整体性故事与叙述者创作的故事则蕴含了对这种处境悲悯、恸哭的全部情感。后两者是前两个故事的完整性补充。小说的全部情节结构由四个混合型故事共同组成。四者不仅是并列与从属关系，更是互相印证、互为隐喻的关系。《憩园》在情节上的起承转合与叙事时间的复杂转化，并不是一种随意的结构安排与修辞上的装饰，而是源于对无数悲欢循环中一个因果前定主题的言说，与境界创造的需要。
借用昆德拉的话说，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的发现与询问。只有那些贴近人心，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天籁的文学才是真正永恒、伟大的作品。《憩园》的悲剧不仅来自文化的错位，更是源自生命的两难。《憩园》关涉的不单单是一个道德堕落与文化批判的故事，更是一则失乐园似的神话。《憩园》中人们的生活不是凯旋门，不是缤纷的花束，而是围城的缺口和漫天无花的蔷薇。小说的整个故事所诠释的正是关于诗意生命失落与寻找的主题。自由与诗化联系都是生命的“憩园”，但是二者又是顽竭互竞的两种生命选择，前一处境的解药又是后一处境的毒药，生命陷入了无处遁逃、难以圆满的怪圈。《憩园》以生命两极互补、难以圆满的结构展示了人的悲剧性存在。作品在具有社会启蒙意味的同时，更具有了人性启蒙的深度。《憩园》没有了巴金前期小说的那种正邪的价值对抗与血泪涕零的场景，而趋于平淡。无论是清晰的陈诉，还是隐晦的暗喻，都将生活之痛根植于人心，以淡而隽永的方式，细细品味着人生的苦涩。作者以极其艰难、复杂的方式为生命寻找心灵的净土与灵魂的栖所，表现出高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作品有着文学性与诗性的感染力。《憩园》所创造的感性的世界中凝聚着对生命智性的思考，对生命匮乏维度的反思，以及对生命的彼岸关怀。知识与文化随着历史的绵延时有穷尽，而生命的困惑却天长地久，这正是作品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感染力的前提。多年之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现场，《憩园》仍令读者产生强烈的怜悯性与悲剧性的心理体验，正因为它所揭示的生命困境符合人类普遍的情感机制与心理模式。在感官世界中，生命也许永远无法进入理想的诗意境界，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永远吸引着我们趋善的心灵。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丛皞、韩文淑，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5页。
②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页。
③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0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