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民间男性“枭雄”的上海叙事

作者：杨丹丹

　　边缘空间——城市空间：文化记忆的断裂。边缘空间在本文中特指与城市空间相对而言，游离于城市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心。文本中作家在人物空间的设置上显然带有边缘性的特征。无论是出身于上海城乡交界处的青年韩燕来，还是蛰居浙西农村的大王，抑或是生存于偏僻山坳中的二王、三王，从个体生命所处的空间位置来看都隶属生存于乡村空间的边缘人；四个人的逃亡生涯不断地在上海周边飘荡也可谓边缘；故事叙述的中心情节展开并没有在上海城市的内部空间滑行，而是凸现于不断游走的“路上”又可谓边缘的故事。作家用这种边缘空间来作为支撑展开故事，继而转化为一套特殊的逻辑：在边缘空间向城市空间漂移、进入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无法避免地发生断裂。而韩燕来的生命历程也正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断裂，体会着失去文化依托的孤独和迷茫。燕来在城市空间的生存过程中，城市文化的象征之物：商品、时尚、消费的急速变化，人情、人性的冷漠，活动于城市之中的“男鬼”“女鬼”的欲望化宣泄，持续冲击燕来的道德伦理观念，“这城市的夜晚，就是如此地，一点一点剥夺着人的廉耻”，使他更类似于当代都市社会中一种异质性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堆积的焦虑、恐惧、无奈、忍受，“在更多的时间里，燕来却是感到孤独的”。燕来无法和城市空间所主导的文化构成进行直接有效的对话，从而陷入一种失名的状态。
　　城市空间——边缘空间：“自由”的突围。如果故事的核心意义仅此而已，作家仍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批判工业文化的叙事窠臼。但作家对不同空间的关系突变的独特设置使故事超越了一般的美学绳墨，并获得一种创世精神的突破。作家让韩燕来在圣诞狂欢之夜遭遇大王等人的抢劫，“偶在性”地离开城市空间。此种脱离上海的“游离”状态表明：一方面，韩燕来从被动的压抑于城市空间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肉体的“自由”。另一方面，“主动”走出城市意识形态中心的樊篱，暂时地从焦虑、恐惧、无奈中脱离，并在思想想象的空间中对上海城市文明和历史秩序进行质疑、批判，加以重新排列。也正是大王非理性、反常规、颠倒逻辑的思想空间所能抵达的理论境界，使韩燕来获得公开怀疑和否定一切公共经验、常识的思想“自由”。同时，“三王”等人蔑视一切道德、法律的暴力实践行为，也使韩燕来产生了对一切现实表象进行质疑的行动力量，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至此韩燕来对历史存在的内部状态以及现实道德赋予的人性状态有了表达的空间和“自由”，并把那些尖锐的挑战和危险的游戏变成自我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但人永远处于历史的宿命而又神秘的循环之中，无法指向未来，人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与“现在”秩序的理解、纠葛、建构之中。韩燕来、“三王”等人的浪漫“出游”最终跌入到现实生活的逻辑秩序之中，历史的苍凉之音再度在上海响起。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杨丹丹，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17页。
　　[2] 王安忆：《上海女性》，《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6页。
　　[3] 王德威：《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海派又见传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83页。
　　[4] 王安忆：《〈遍地枭雄〉后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 [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译《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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