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托马斯曼（1929年）

　　现在轮到我来对各位道谢了，我不用说明自己是多么期待这个机会；只是，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反而担心自己会河不达意，因为一个天生不善言辞的人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有作家都属于天生不善言辞的一类；作家和演说家不仅不一样，并且还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因为他们的功业与效用是由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特别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作家，习惯r文学性的表达，而又不能免于临场的、简短的谈话时，终难免要出鱿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说家才能免除。而我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了—我没有料到贵国会赐给我这份殊荣，更没料到瑞典文学院的先生们为我安排这个壮观得让我心慌的盛典！确切地说，我所具有的特性是史诗性而不是戏曲性，为了求得一种平稳的生命和艺术的韵律，我希望自己的心绪能平静；毫无疑问，如果这个戏剧性的火花已经由我北方的邻国所撞开并波及我平稳的生命与艺术韵律，那我的修辞能力便会降到平常的极限以下。自从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个决定以来，我整个人陶醉在神思恍惚的狂喜之中，我无法说出它对我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我觉得歌德朗诵给爱神丘比特听的那一句美妙的情诗颇能说明我此时的心情，这句诗便是：“DuhastmirmeiaGeratrerstell-tundVersehaben。”（德语，意指“你更换了我舞台的道具便造成r慌乱不堪。”）所以说，诺贝尔奖已经在我史诗性的生命中掺人了戏剧性的成分—原谅我拿诺贝尔奖和平静生活中的激越行为相提并论，但我确信这样做不会太冒失。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大胆地去接受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并不简单；一般说来，一个不流俗又能自我要求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使自己的良心感到何等的惶恐呢？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我认为只有超越个人之见才是上策，也才能叫人心安理得。歌德一度自负地认为：“只有三流的人才会谦虚。”当然这是一个大人物想摆脱虚伪的道德镣铐时所宣泄的证语。不过，我敢对大家说，这句证语并不全然正确：谦虚是含有智慧学伺的，以目前我所获得的荣誉而感到骄傲和自满的人是不够明智的。我呕心沥血，才有机会从我的邻国得到这份国际驰名的大奖，由于我，敝国的人民今天几乎要达到欢腾的高潮！

　　经过这么多年，诺贝尔奖再度颁给德国，尤其是颁给德国散文体的作品，这表示了我常常被误解和伤害的祖国已经为人世的爱心所接受；对于这件事，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我用不着再进一步去揣测这份爱心的意义。15年来，德国的思想和艺术，在身心都优裕的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在安逸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工作会有成就的；尤其是思想与文化，原来就得生长在全面强烈的、悲抢的、离乱的痛苦中。在东方和俄国都陷人剧变的时候，德国却维护了西方和欧洲文化形体的尊严；就欧洲人来说．形式乃是荣誉的重点，难道不是这祥吗？我很欣赏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习俗和各位在场的朋友一样。然而，我私下里喜欢一位名叫塞巴斯蒂昂的圣徒，这个圣徒正被四面八方来的矢石刀剑所伤害，但在险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难的时候接近你”，这是塞巴斯蒂昂所代表的英雄风范。这个风范也许并不文雅，为了德国的心灵，为了德网的艺术，我还是极力主张这种英雄主义，而且我还认为诺贝尔奖颁给德国文学是在精神土赋与德国这个崇高的英雄风范。德国曾经在诗的创作上表现了这种风范，也保存了国家的荣誉；政治上的统一，不让它流于可悲的无政府状态；精神七结合了东方的苦难哲学和西方的形体原则，以便从痛苦中去创造出美感。

　　在基金会决定颁奖给我以后，我就告诉过最先儿位来找我的代表，说我能从北方的邻国中获得这份荣誉是多么高兴和感动。作为一个吕贝克的子弟，我从小就养成和斯堪的那维亚地方相似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北欧的思想氛围怀有爱慕之心。年轻的时候，我的小说里甚至有一位青年像托尼欧·克罗格二样，在他身上，北欧和南欧的特性是那么富有创造性而又耐人寻味地结合在一起。小说里的南欧，意味着世俗和智慧之进取的本质，以及冷静的艺术热情的本质一方面，北欧却代表着心灵和中产阶级的故乡，代表着根深蒂固的情感和亲切温馨的人性。现在，这个心灵之乡的北欧，在这场光辉的盛典上拥抱着我；这是我有生以来一个最美丽、最富有意义的真正的节日，就像瑞典人所说的“欢欣的时刻”—请原谅我把这句话用得这么笨拙。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请允许我和各位一起向基金会表示最崇高的致意，并感谢他对全世界具有如此重大的恩泽，感谢它为我们安排了今天晚上这一美好的盛会。照按贵国的优良习俗，请和我一道再次为诺贝尔基金会齐声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