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协会议致辞

　　［中匡］李焕之（1989年10月）

　　这是《当代中国》音乐卷开始工作以来第一次大的会议，90％多的撰稿者都来了。我们这项工作开始得晚，因为中央书记处关于编写哎当代中国》丛书的文件已于1982年由中宣部交给了各个部门，也交给了文联，但中国音协收到这一信息是1987年，整整晚了5年。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在1990年完成书稿，的确要抓紧。按照我国的传统．今年是马年，我们一定能快马加鞭地把任务完成。《音乐卷》的工作得到《当代中国》丛书总编辑部的支持、关心，国家拨了经费，我们的工作才能展开。今天到会的两位总编辑部同志，经常指导我们的工作，保持与《音乐卷》的联系，我们就更加有信心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了。

　　这部丛书是很有价值的巨大著作。建国40年大庆刚过，我们（音乐卷》要从1949年10月写到1989年10月，正好40年·这次我们请领导和总编辑部的同志来此开会，请各地撰稿者来北京写作卜完成初稿。应首先说明，（音乐卷》编委会、编辑部是给大家投了信任票的，也就是说信任我们每一位撰稿人一定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虽说写作有分工，实际上它带有集体创作特点，所谓集体创作，就是在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的论述、观点、见解和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同中宣部发的文件精神相一致。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当然，成就是主要的，这很重要，我们必须有声有色地加以科学的叙述，但不允许任何夸大和不确切的说法．也不要回避错误和挫折，而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的历史，阐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地说，我们就要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发展。只要我们善于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从总结教训中找出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提炼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即使是说到错误和挫折，也不会使人感到灰心丧气，反而使人得到启发和教益。这一段话，在我们写作过程巾值得反复思考和记取口

　　写40年的音乐史，是一个重大的工程，这一工作交给我们中国音协来做。当然音乐方面不仅仅是音协在做，文化部也在做。涉及到音乐方面的部门，都要写自身在这4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要从音协的角度从事这方面的写作，这是今年音协重大的工作任务，《中国音乐报》应该把这方面的情况报导一下，让每一位会员能够看到，希望这一工作得到全国会员的支持和协助。

　　对40年的历史，我没有做周密的思考，大致想了一下，基本上是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个时期。一个是从建国到“文革”以前的17年，第二个是“四人帮”动乱的t0年，再就是“四人帮”倒台后的13年。这三个大的阶段各有各的特殊性，写起来都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间题。我看还是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进行，实事求是就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我们是从实践中过来的，所以我们总结这40年的经验求得的“是”就是其规律性的东西。

　　关于第一阶段的17年如何去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中宣部的报告里一再说明了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思想。17年里有“左”的东西，同时也有“右”的东西。在1956年（还是1957年）曾经搞过“旧歌重放”，就是说把30年代上海滩流行的那些靡靡之音拿来重放，这可以说是够“右”的二可是最近这10多年重放“旧歌”的又出现了不少。我想写“文革”前的17年，应当是主要写成就。当然，在理论、创作、表演艺术等方面都存在着某些过“左”的影响，这可以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认为最近这些年在座谈会上或一些文章中对这17年也有否定得多了些的情况。17年在创作1表演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等问题。为政治服务表现得太死板，但也不是说艺术与政治毫无关系，如果为政治服务而不尊重艺术的规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就会公式化、概念化，像交响乐中的贴“标签”，这些都是存在的间题。但成就是主要的，譬如在歌曲创作方面。我们的成就应该怎样阐述呢？对这一点港台音乐界的同仁有人认为我们大陆的声乐创作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就连冼星海的作品也同样认为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在17年中，除了群众歌曲有相当一部分配合政治任务外，也有不少—应该说是大量的好的歌曲和艺术歌曲，我们的歌曲作家创作了不少富有诗意的歌词和优美而抒情的旋律。歌曲的题材、体裁风格是十分多样的，必须有分析有研究地弘扬我们歌曲艺术的特色。我认为17年的歌曲创作很有成就，写其他问题也不要妄自菲薄。在理论工作方面，当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涉及的面也很广。那个时期与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思潮和艺术学科的著作，而那时我们似乎只有苏联的克列姆辽夫和波兰的丽莎两本美学书，现在五花八门的学术著作就很多了。理论建设也是有它的初级阶段的，这17年就是我国音乐理论建设的初级阶段，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理论建设的成就。除音乐史学（包括占代和近现代）、传统音乐研究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外，在针对现实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评述活动，“理沦联系实际”，各抒己见，展开争论，从中形成了理论的概括凸

　　后13年出现很多新事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涌了进来，我仃必然受到影响，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在音乐方面，最初（70年代末）是邓丽君、徐小凤等流行歌曲的涌进；80年代开始，国外的现代音乐影响，我们在创作上就出现了“新潮”，这是不奇怪的。如果看待“新潮”和“流行音乐”，这是近13年的音乐生活中两个重要方面，对这种现象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对于现代音乐（Conlem卯～）我觉得不应一概面论，这是历史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事物。如果回顾欧洲音乐的发展史，也就是从古代音乐发展到古典王义、浪漫主义而后出现了反传统的印象主义、新古典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发展变化的。现在我们对印象派已经不足为奇，似乎把它看成“古典”音乐了。现在欣赏德彪西、拉威尔或者说是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觉得也很动听。最近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的一个节日叫做“现代音乐之窗”，请了一些专家来介绍外国的现代音乐，我觉得介绍得很不错，开始是杨通八介绍如何欣赏现代音乐，接着黄晓和介绍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之后是钟子林介绍美国音乐，罗忠铭介绍勋伯格，高为杰介绍奥涅格和新西兰的几位作曲家。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家和作曲家决不是盲目地崇拜现代派音乐，而是有探人研究的，他们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他们介绍的作品是可以听的。对音乐创作＿f：运用新的表现技法、新的创作意识，要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我觉得‘．新潮”音乐中不乏好的作品，固然也有一些不是成功之作，甚至是失败的，这些都要加以科学的分析、评论，要从作品本身去探求其创作思维的路子。

　　对通俗音乐也是一样。“通俗音乐”的称谓，近年来已经是“正名”了的，我看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对“通俗唱法”我是不同意这种称谓的，因为通俗歌曲的演唱并不是一种‘·唱法”，它没有形成自身的演唱方法体系，流派杂陈、风格迥异，有的狂喊，有的朦胧，有的柔媚。所以，对一样东西不能笼统地概而言之，要加以分析和区别。像（祝酒歌》、＜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在希望的田野上》、（党啊，我亲爱的妈妈》等等这些都是好的通俗歌曲、抒情歌曲，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不是流行音乐。我看还是把通俗音乐与流行歌曲加以区别为好。我国近13年流行歌曲的兴起，开始是模仿邓丽君与各种港台流行音乐，后来才慢慢创出了我们自己的路子。前两年“西北风”刮起来，它也在学习民歌，学习民间唱法，把西北民歌风格与国外摇滚乐的格调揉合起来，西北风格开始兴起的几首歌曲，我觉得还不错，如《黄土高坡》、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歌，这与狂叫乱喊不一样。目前有一些通俗歌曲出现了新颖的音调，有我国自己的特色，这是值得重视的二但仍然有一些流行歌曲大都以一种演唱模式出现的，又摇又扭、神经质地演唱，这种格调我并不喜欢，平庸化、庸俗化。

　　这13年里，民族音乐的进程是相当可观的，成绩很大。

　　民族音乐领域在创作、演出、理论建设方面都飞跃地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这方面必须很好地加以表述。

　　现在我再回头来谈谈第二个阶段—即“‘四人帮”的10年浩劫时期。我先举一个例子，如《黄河》钢琴协奏曲，1981年我到香港参加“亚洲作曲家大会”的时候，在我作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四人帮”的10年，我只说这10年是个空白。可是香港的朋友们问我如何看待《黄河》钢琴协奏曲二当时是1981年“四人帮”刚刚倒台不久，对“四人帮”是满怀气愤之情，所以我说，我对《黄河》钢琴协奏曲从政治感情上来讲是很讨厌的。因为“四人帮”妄图以截黄河》钢琴协奏曲来代替《黄河大合唱》，后来又要对《黄河大合唱》重新填词。这分明是个阴谋伎俩。当然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也不要过于激动。我倒奇怪，在国外为什么《黄河》钢琴协奏曲这样受欢迎，其结尾出现了《东方红》、《国际歌》，这种带有政治标签性质的东西似乎并不影响对音乐的欣赏，到底这是什么心理？当然《黄河大合唱》的成功给它打下了基础。老实说，这部作品是需要修改的，为什么要用《国际歌》蛋东方红》？大合唱中本来就没用《国际歌》来结束，如果用冼星海在苏联加工整理的大管弦乐队总谱的结束句那是很辉煌的。协奏曲中间儿个乐章写得还是不错的，只是第一乐章太简单了，就是把歌曲重复一遍，没有形成协奏的宏大效果。那时最使人生气的是要修改《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要重写，这一点港台的音乐界可能是不了解的。当然，在动乱的10年中，还有一此好的作品，像《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颂歌》等。有些好作品不需要总与“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挂起钩来。实际上听谓“样板戏”，在1963年、1964年现代京剧汇演中就已经出现了，如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都是1964年前后开始酝酿的，那都是艺术家心血的结晶。搞京剧现代戏周总理是支持的，这些并不是“四人帮”的创造发明。所圳在写这一时期的“样板戏”时，必须把其历史脉络理清楚。‘四人帮”是利用这些东西搞政治阴谋。写这10年，对作曲家、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向往以及那些对我国音乐文化有好处的，都应给予肯定。但对“四人帮”在文艺上的极左理论体系也必须加以清理、批判。

　　我希望音乐卷真正能够体现出40年的成就。任务是艰巨的，祝大家写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