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总是怀着正义感，这是一种美好的、高尚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又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和烦恼啊！难道军医学院大学者还少吗？怎么偏偏应该是巴甫洛夫给他那个独断专行的学院领导帕舒京提反对意见呢？

　　普通病理学教授帕舒京是个起步辉煌的年轻学者，几乎是全票当选担任学院领导。在他之前，军医学院的领导是由政府任命的。现在大家都指望科学院会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结果如何呢？从头几次会议起，帕舒京就抛掉了他以前那种对人的同志态度，而变成了一个不仅是严格甚至是冷酷的领导人。就是那些任命的领导者也从未允许自己有这种专横的粗鲁态度，因为他们对科学上有所建树的教授们都是满怀尊敬的。

　　帕舒京几个最亲近的同志试图以朋友的身份向他指出这种态度不可取，但帕舒京认为这样说是对他的不恭。他日甚一日变得更尖刻，离同事们越来越远。这不能不引起周围人的愤慨。梅尔热耶夫斯基教授、巴图林教授、多布罗沃利斯基教授、伊诺斯特兰采夫教授都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这被帕舒京知道了。他们正式任职期限一满，就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没有提到会议上来通过一下，尽管按学院的惯例，称职的教授可延聘三年。

　　这事使形势更加紧张了。

　　“我建议为这些免职的教授在医生俱乐部举行一次聚餐。我们应该郑重地和我们的同志们道别，以示抗议！”巴甫洛夫说。

　　大家情绪激昂起来。奇思托维奇也火了：“简直是耻辱！仅仅因为他们持有自己的意见，帕舒京就把他们赶走，岂有此理！”“对，对，先生们，这是不能容忍的。帕舒京这样肆无忌惮，令人无法容忍！”西玛诺夫斯基也说。

　　“先生们！先生们！”巴甫洛夫大声呼吁，“我再一次建议为免职的教授们在俱东部举行一次午宴。这是对粗暴践踏民主行为的一次抗议！现在让我们来签名，简单一些，就写在白纸上吧。”说着他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之后签名的有20多人。

　　但是他们刚签上名就听说帕舒京已得悉此事，他不但不赞同，甚至大发雷霆。结果那些签名者一个接一个划掉了自己的名字，说什么：“是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们不是学生，先生们！”“这完全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做法。”“这会给学生作什么榜样？”结果，纸上只留下一个名字——巴甫洛夫的签名。

　　“多么胆小，又多么愚蠢啊，”他愤怒地说，“要知道，如果我们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那么帕舒京愿意不愿意都会妥协的。而现在呢？谁拿着棍子，谁就是王，棍子挥得越厉害，大家的头就垂得越低！谈不上什么人格尊严，只有奴颜婢膝！我懂得，搞理论的不敢有自己的意见，但波波夫、斯拉维扬斯基和其他搞实际工作的呢？他们该感到羞耻。你们就是没有学院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你们却卑躬屈节，真不可理解！”

　　这次事件之后，帕舒京把螺丝拧得更紧了。在讨论由谁来填补公共实验病理学教研室的教授空缺时，他主张公开投票，因为两个候选人都是由军事部长推荐的。这是对民主的明目张胆的践踏！巴甫洛夫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作法，他说出了自己全盘的反对意见。更何况他早已推荐过两位彼得堡最优秀的教授来担任这个职务——卢基扬诺夫和波德维索茨基。但是他们的名字帕舒京连听也不要听。设了两个投票箱：一个上面写着“阿尔比茨基”的名字，另一个写着“科斯秋林”。每一个会议参加者只给一个球，虽然每个人应该有两个选举用球。

　　在下一次会议的讨论中，巴甫洛夫声明：

　　“我认为选举阿尔比茨基和科斯秋林的投票方法至少是不正确的，例如，我想给他们每人投一个白球，但是做不到，因为我只有一个球，这样就会使科斯秋林教授感到难堪。”

　　巴甫洛夫这次行动得到的回答是，帕舒京在另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一项军事部长的批示：

　　“我认为巴甫洛夫教授的声明至少是不正确的。因为帕舒京有权任命自己的一个学生来担任教研室的工作，以使他出色领导的教研室工作能保持他个人的研究方向。”

　　在这以后，巴甫洛夫常常苦恼地说：“不幸就在于我们缺乏起码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