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起了一场政治风暴，惹起一阵大火，最后北宋也为之覆亡。风暴起于国家资本论者“拗相公”王安石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反对派都是仁宗学术自由气氛下培养出来的政界领袖。我们必须了解此一政治斗争的本质，因为苏东坡的一生都被党争所笼罩。

　　民间有一本短篇小说《拗相公》，是中国留存至今最早的白话文学，也是中国小说的先锋。这是最近发现的宋人白话小说集，由内容看来，王安石一死就被冠上这个绰号，在民间传奇中家喻户晓。政争的悲剧起于一个不肯听劝、不愿认错的大人物，朋友愈反对，王安石愈是决心施行他的政策。我们都知道坚毅是优良的美德，但是要看一个人决定做什么事而定。也许王安石牢记小时候听来的家训，认为决心是成功之道，就把顽固当做美德了。王安石一生以“三不足”而闻名士林——“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给他加的标签。

　　“拗相公”受不了任何一方的反对，朋友或仇敌皆然。他能言善道，皇帝深信他可以建立强国，他便决心实现社会化政策。他必须平息一般的反对，尤其让御史不再说话，而御史的任务便是批评朝政，代表“言路”。好政府“广开言路”，坏政府相反，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因此一讨论新政，问题马上转到更基本的论点，就是批评与不同意的自由。这次斗争，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从此国内官吏就分为两派，党争热烈进行，直到宋朝灭亡为止。几年后新法修订或废除，变法所造成的党争却给国家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这次朝廷的政治斗争重点便是“流俗”和“通变”之战，这两个名辞一再出现于当代文学中，王安石最爱用这几个字。在他眼中，他不喜欢或者意见不合的人都是“流俗”，他和手下则是“通变”。宰相大人指责所有的御史恶意阻挠新政，相反的，反对派说他“援引亲党，盘据要津。排挤异己，以固权宠”。刘挚则注明“今天下有喜于敢为之论，有乐于无事之论。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宰相开始整肃所有反对他的御史，反对派指控他较重的罪名是他“欲钳人口”，也就是压抑政府的一切自由批评。

　　中国朝廷向来没有完整的政党政治，严格划分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权利与责任。没有计票、举手、是非或任何确定多数意见的办法。中国人开会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原则上和实际上政府也鼓励人们批评朝政。反对党可以推翻内阁，或者申请退休。剧烈的党争发生，照例把反对派遣出京师，派到外郡去任职。即使在仁宗和英宗时代，范仲淹和欧阳修等名臣也曾暂时丢官，后来再回来当权。就这样一党得势，另一党就离京。

　　由于宋代奇特的官制，朝廷的争吵不和更加严重，宋朝没有明显的宰相一职。内阁很象国会，由皇帝来平衡权力。政府设有复杂、沉重的连锁部门，功能重复，最后的决定权总落在皇帝手中。社交上所谓的“宰相”全名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可能有两位。一般组织如下：

　　两府　　　　　　　　三省　　　　　　六部

　　枢密院（使与副使）　　　　　　　　　吏部
　　知院　　　　　　　　中书省（侍郎）　户部
　　中书禁中　　　　　　门下省（侍郎）　礼部
　　（平章事与参政）　　尚书省（仆射）　兵部
　　　　　　　　　　　　　　　　　　　　刑部
　　　　　　　　　　　　　　　　　　　　工部

　　财政机构完全分开，直接对皇帝负责。除了三省的御史，还有独立的御史台，另外有各种机构供朝廷颁赠虚衔。“宰相”往往身兼中书和门下省的领袖。三省和枢密院的领袖构成知院，名叫“知政”。后来神宗骤然改革，想简化官制，明定功能：门下省研讨命令，中书省颁布，由尚书执行；但是混乱依旧，责任也无法集中。

　　王安石起先只是参知政事（副相）；但是他有神宗做后台，就越权实行他的计划，擅自在家和吕惠卿、曾布等人决定一切，这是当着神宗和知政们争吵的最好时机。重要问题有二，一是青苗贷款，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边是元老重臣，人数多得足以代表全体，一边是神宗所支持的王安石，和一群新进小人，野心勃勃却心怀不轨。为了便于参考，也为了不牵涉太多人名，我排出下列党争重要名表，让大家看看力量的排列：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野心勃勃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日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日后弹劾苏东坡）
　　郑绾（两面人，先后服侍惠卿和王安石）
　　舒亶（与郑绾一起弹劾苏东坡）
　　王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的姻亲）
　　蔡卞（王安石的女婿）
　　章惇（日后变成苏东坡的仇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独裁者）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抃
　　文彦博（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阳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的密友）
　　李常（矮壮，东坡的密友）
　　刘恕（急性子，东坡的密友）
　　吕公著（美髯公，曾和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大户韩家，曾是王安石的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之弟）
　　王安国（王安石之弟）
　　刘挚（独立批评家，日后变成苏东坡的敌人）
　　苏颂（熙宁三学士）
　　宋敏求（熙宁三学士）
　　李大临（熙宁三学士）
　　其他御史
　　郑侠（担大任的小臣，身为门吏，王安石因他而垮）

　　悬殊的阵容不仅可悲也很可笑。看看这个名单，我们难免要奇怪王安石怎么会把朋友都得罪一空，神宗又怎么肯花那么大的代价让王安石当权，把反对派都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不得不罢黜王安石、吕惠卿、邓绾等人。强国的美梦破碎了，他自甘统治庸才政府。如果说知人是神圣的基础，那么“神宗”的谥号真是名不副实。

　　王安石从来不纵欲，也不贪污，他的作风是迫不得己，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为实现激进的国营计划，他知道自己有必要压服一切反对。他等了那么久，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有一个美梦，他的一切都指向那个遥远的目标，不求国家快乐、安详、繁荣，却希望国家富强有力，疆界向南北扩张。上苍要宋朝扩展版图，像汉唐一样，而王安石就是命定的英雄。但是在未来史学家的眼中，没有一位“大英雄”不显得可悲——他陷入自己野心的牢笼，成为美梦的牺牲品，梦境增长扩大，然后就象泡影般破灭了。

　　他看不起一切的“流俗”，不仅疏远好官良相，也失去了韩维和吕公著两位好友。我们记得，神宗还是太子时，韩维曾经使神宗的意志和希望完全转向王安石。王安石行新法，与这些朋友意见稍有不合，他立刻把他们逐出朝中。他孤独绝望，就提拔不知名、不够格的小人，他们懂得事事顺从，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私欲。为了便于认识三位奸佞小人，我把李定、舒亶和邓绾的名字译成容易拼的英文。李定隐瞒母亲的死讯，不愿辞官，在儒家社会是大胆的冒犯。邓绾曾说出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而留传千古。不过王安石最大的支持者是两位多谋善辩的人物曾布和吕惠卿，后者尤其重要，他最后出卖了王安石，起而代之。八年新政垮台，可以用当代人的一句话来形容：“吕惠卿出卖王安石，王安石出卖皇帝，皇帝出卖人民。”惠卿卑鄙公布王安石的私人信函，离间他和皇帝的情感，王安石就垮台了，他晚年常一天写“福建子”好几次，以发泄心中的怒气，吕惠卿就是福建人。新政废除，苏东坡在南京遇见王安石，责备他掀起战祸，迫害学者，王安石说一切都是惠卿造成的。这个辩白不合理，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要严惩异端，而且京师监视御史的活动是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到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期间建立的，当时惠卿正辞官服母丧。

　　除此之外两党领导人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和，信念却都很诚挚，私生活也无懈可击。两个人在金钱方面都清白无瑕，也没有败德的恶名，而欧阳修至少曾和家人有过风流韵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替丈夫买了一个姨太太。那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王安石诧异地问她，“怎么回事？”

　　“夫人要我侍候你。”

　　“你是谁？”王安石又问。

　　她说：“我丈夫替军队负责载运米粮。船沉了，船货全毁。我们卖掉一切财产，还赔不出来。所以我丈夫把我卖了，好填补空缺。”

　　“你身价多少？”王安石说。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来，叫女人跟他回去，身价银子也不必还了。

　　司马光也曾有类似的际遇，别人私自替他找了一个姨太太。他年轻时担任通判，太太没有生儿子。太守夫人赐给他一名侍妾，司马光置之不理。他太太以为自己碍事，就叫侍儿等她出门再盛装夜入他的书斋。司马光发现侍儿在他房里，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进来？”就把她打发走了。两个人都志在实现政策，不关心私人的利益，王安石对金钱也不在乎。他担任宰相，一拿到薪水就交给兄弟们去花。

　　司马光学问和品德都冠绝当代，从头到尾为原则而争。他和王安石代表相反的政策立场。套一句当代人的话：“王安石必行新政乃肯为相，司马光必废新政乃肯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不仅和范仲淹同为宋代德高望重的两大名臣，也是《资治通鉴》的作者。《通鉴》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史鉴，写到五代，全书两百九十四卷，有三十卷来源和比较资料的附表（考异），此书不仅学识基础丰富，眼光和文笔更属上乘，成为日后中国史书写作必须参照的北斗星。初稿（长编）有成书的数倍。他按时撰写；每天要抄满一丈纸的资料，手稿据说堆满两大房间。这本巨作花了他二十五年的光阴。

　　最先引起争端的是农民贷款。经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数月的斟酌，“青苗法”终于在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使者到各郡推行新计划。不久就证明贷款无法依约由农民自愿申请。于是使者面临两大抉择，一是回朝报告失败，一是强迫贷款，向朝廷报功。政府宁愿借钱给富人，比较有保障，但是富人并不缺钱。有些穷人需要钱用，但是政府必须拥有他们还债的保证。有些使者就设计出一套摊派贷款的制度，根据经济能力由富人到最穷的农民为止。但是穷人太穷借不起，只有富人能借钱，这是现代金融和财政的本质。为了确定债款能收回，政府就叫富邻居替穷人担保。有一位使者报告说，人民得到贷款，“欢呼感德”。另一位使者不愿意逼迫人民，就带回不同的报告。御史弹劾成功的使臣，说他“抑配”贷款，显然违背圣诏。王安石到御史台对众官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弹劾笃行新政的使者，却不责备怠忽职守的人。”

　　韩琦当时在大名府担任河北安抚使，亲眼看见青苗法施行的经过，曾上表给皇帝，描绘贷款发放的情景。他的表章和苏轼激动的书表不同，深思熟虑、措词恰当、实事求是，由一个曾位极人臣的故相写来，分外有力。他说连最下层的贫民也被摊派固定的数额，富人则摊得更多。所谓农民贷款也硬摊给都市人、地主和新政有意排挤、压制的“垄断剥削者”；因此青苗法已失去原有的用意。人民借一块钱，过几个月就要还一块三。不管政府如何否认是为利息而放债，人民绝不会相信。韩琦指出，禁止摊派、全凭自愿根本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不想借钱，穷人要借，却没有财产担保；最后只好叫保人还债。大使者一心要讨好朝中的权贵，低层小官不敢说话，韩琦说，他身为朝中老臣，有义务把事实说给皇帝听，他要求废新法，召回税吏，恢复以往的常平仓。

　　“韩琦是忠臣，”皇帝和王安石讨论他的表状，“他身在外乡，没有忘记皇室。我以为贷款有利于人民，没想到有这么多害处。而且青苗法应限于农区，怎么会在城中贷放呢？”

　　王安石立刻答道：“有何不可。城市居民如果需要贷款，何不让他们借呢？”

　　于是韩琦和朝廷一来一回，互通了好几封信，故相特别指出，汉代国营论者压榨人民的血汗，充实皇帝的军库，不能算是“富国”之道。

　　王安石的地位动摇了，皇帝开始有废“青苗”的念头。王安石听到消息，就托病告假。关于王安石的告假，司马光曾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们讨论此一情景，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主张大家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之一的曾公亮派儿子密告王安石，政局有变，劝他销假回来。王安石得到密告，取消病假，再度上朝，终于让皇帝相信反对派有心“阻挠新政圣恩”。

　　皇帝不明实情，就派两名宦官下乡调查真相。宦官知道哪一边才是靠山，回来说贷款受人民欢迎，“并无抑配”。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陛下竟相信两名宦官，不相信三朝良相韩琦？”但是皇帝信任自己的使臣，更决定行新法。少数不负责任、无知的报道家不明白自己说些什么，却往往影响事件的发展，左右国家的政策！如果阉宦有勇气说实话，宋朝的路线也许就有不同的转机。真相大白，那两个阉宦的命运不得而知。他们说了皇帝爱听的话。等时局更改，讨论美妙的“土地改革家”不再时髦，他们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并肩作战。司马光曾对王安石印象不错，也佩服皇帝的信心。皇帝和他谈起王安石，他说：“大家说他虚伪，也许太过份了些。不过他不切实际，固执己见。”不过他在皇帝的史学课中曾和王安石的亲信吕惠卿大吵一架，最后皇帝不得不开腔制止，要双方安静。因此王安石开始讨厌司马光，说他反对新政。王安石突然告假，皇帝想叫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拒绝，说他的官位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肯不肯废除新法。司马光九度上表，皇帝说：

　　“我要你管枢密院，负责军务。你为什么一再推辞，专谈这些与军事无关的问题？”

　　“我没有接受枢密一职，”司马光回答说，“我在门下省一日，就要提醒陛下这些事情。”

　　王安石销假回来，地位更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诰。范镇两度拒发新派令，皇帝大怒，亲手把诏令交给司马光。范镇坚辞“制诰”的工作，皇帝批准。王安石复位，韩琦也辞去河北安抚使的官职，留任大名知府。辞呈当然也照准了。

　　苏轼义愤填膺。他有许多话非说不可。他比别人更直率。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史馆，位卑权小，又限于文学方面。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和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他分别上书给皇帝。这两封信很长，内容完整有力，直说不讳。正如现代偶尔出现的好社论，立刻轰动全国。第一封信一开始就攻击青苗法。他告诉皇帝，全国都起反感，劝他不要欺压人民。他引孔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贼。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

　　他一步一步提醒皇帝：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蒐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

　　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秫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苏东坡警告说，皇帝若以为专权足以成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许多大臣已被免职，甚至有恢复肉刑的说法。他继续写道：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　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　不遑假寐

　　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王安石清除台谏，这是震撼整个官场的大问题。从开始王安石就惊倒全朝，不是因为他剧烈广泛的经济计划和政策；而是因为他擅自罢黜批评他们的御史。批评朝政的权力面临一大挑战。政府组织的基础逐渐遭到破坏。他们触动了团体政治最敏感的部位。群臣沮丧，朋友也开始离他而去。

　　单单整肃谏官的问题就足以让群臣反感，辞职求去。台谏是中国政府一个古老的组织，功能是代表公议，不断检讨批评当权者。大家公认好政府统治之下，自由批评应该能随时传到皇帝耳中，适当反映公议。台谏的特殊地位造成极大的权威与责任，群起攻之，足以推翻一个政府。这可以算是改变政府人事和策略的非明文办法，有点象现代的报章杂志。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谏官和反对党的权力并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是公认“好”皇帝应该容忍批评；至于他在不在乎好名誉，就看皇帝自己了。如果他不守道德的限制，他可以下令贬降、惩处、折磨，甚至杀害谏官本人和全家。很多皇帝这么做。谏官有责任告诫政府和皇帝，个人自由却没有合法的保障，处境可以说十分艰难。不过现代有些主笔对大众身怀责任感，勇敢冒犯集权政府，不惜坐牢或牺牲生命，古代也有不少谏官甘冒受罚、挨打，甚至死亡的危险来执行他们对百姓的责任。东汉和明朝尤其是如此，有些谏官写了告发奸相的表状，明知必死无疑，往往先上吊，抗议书才送达朝廷。这些御史有如战场上的勇士，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好皇帝珍惜名声，不会轻易对付这些御史，以便替自己争取美誉和爱戴，但是坏政府一心只想叫谏官闭嘴，正如现代独裁者禁止新闻自由一般。

　　王安石当政，许多元老重臣对他期望颇高。如今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开了第一炮，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大吃一惊。两个人一起去上皇帝的经史课，途中吕晦告诉司马光他当天要做的事情，并把袖中的报表拿给他看。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他颇受欢迎。”司马光说。

　　“你也这样说！”吕晦大惊，回答道。

　　吕晦被免职，整肃运动开始了。

　　现在一个小火花在朝中点起了熊熊烈火。有一个女犯意图杀夫，结果伤未死。她承认有心杀人，而众官对刑罚意见纷纷。于是案子悬搁了一年多。司马光想用一个方式定案，王安石又有另外的想法，坚持要执行。圣旨写明如何处置，但是御史刘恕要求重审。谏官往往如此做。这是第二名违犯王安石意旨的谏官，王安石就透过手下人弹劾他。于是战局公开了。

　　御史台人心惶惶。问题是他们要自由执行任务，还是一个一个被免职。几位御史联名弹劾王安石，要他下台。王安石大怒，准备把他们打入牢中。司马光和范纯仁坚决反对，结果六名御史被贬到外郡去当酒监。范纯仁大肆攻击。他要求朝廷撤销御史免职的命令——结果自己也被免职。下一个倒霉的是东坡的弟弟子由，他一直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过了两个月老相富弼辞职，临行警告说，政治斗争总是好人输，奸小一定会爬到高位。因为好人争原则，坏人争权利，最后双方都各得其所，好人去职，坏人留下来。他预言这样下去国家不久就会陷入纷乱。

　　如今朝廷一片骚动。制置三司条例司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成立，六月行市易法，九月行青苗法。几个月之内舆论对新政由期望转成怀疑，怀疑造成迷惑，迷惑又带来愤怒与恐惧。

　　事情迅速发生。熙宁三年（1070年）三、四月全面整肃御史。接着倒楣的是王安石的两个朋友，他们曾经帮他得到权势，他一切全靠他们支持。高俊、暴躁、健谈的孙觉也是东坡终身的好友，王安石列举公元前十二世纪周代曾借钱给人民，利息百分之二十五。他反对此说，王安石还想要他支持，刚好京师附近有人传闻贷款“抑配”给农民，皇帝下令调查。王安石就派他出去。孙觉回来，老实报告有强摊的现象，王安石说他出卖朋友——于是孙觉被免职了。更重要的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件，他是宰相之子，学问渊博，却不爱说话。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同享科名，同被学人所推重。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升迁，于是王安石派他担任御史中丞。现在吕公著上书给皇帝，使王安石很不舒服，信中说：“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解职令，用字措辞正好表现出他多变的性格。王安石和他要好的时候，曾经对皇帝说：“吕公的才华足以担任良相。”如今却把吕公著比为尧舜时代的“四凶”之一。

　　那个月王安石任命了两个声名狼藉的人物代替他所罢免的谏官，使以前崇拜他的人更加不齿，他派李定担任全权御史，台谏哗然。李定没有中过科举，没有必要的服务资历，曾隐瞒母亲的死讯，不服母丧。在中国人眼中，他情同野兽。王安石提升他，只因为李定来自乡野，曾说百姓“尽乐”青苗；王安石把他带到皇帝面前，亲自报告。御史们义愤填膺。同时王安石派姻亲谢景温担任御史。为了升迁，谢景温曾把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兄弟。三位监察御史拒颁任命状——三个人都被免职。其它御史提出异义。张戬要求朝廷召回去职的御史，罢免李定和支持王安石的惠卿。张戬到中书省递表状，发现王安石态度很奇怪。他听了张戬的话，一言不发，用扇子遮脸大笑。

　　张戬说，“我知道你笑我愚蠢。不过你该明白，国内笑你的人更多。”

　　同时倒楣的重要人物是宋代理学名家，“二程”之长程颢。变法初期，程颢曾经和王安石密切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亲自对王安石抗议此案。王安石刚读完他的状子，怒不可遏。理学家意味深长地说：“朋友，我们争的不是私事或家务；是讨论国家大事。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谈一谈？”以儒家的标准看来，王安石很丢脸也很惭愧。

　　几周内整肃御史的工作完成了。连同去年被免职的御史，去职的人达到十四个，十一位御史台的人，三位是宫中的谏官。司马光用肯定的语气警告皇上，只有王安石、曾布、吕惠卿拥护新法，整个朝廷都反对他们。“陛下要靠这三个人组织政府和国家？”韩琦与张方平二月去职；司马光拒绝担任枢密使，那个月就被贬官；范镇已愤怒离京。九月里原本犹疑不决、曾偏爱新政的赵忭决心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几个月之后，认命、沉着、曾把王安石得势归于“天意”的老臣曾公亮也提出辞呈，以老病为借口，其实是被批评者的炮火轰走的。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居群臣之首，地位不可动摇。次年七月欧阳修辞去一切官职，闲居归隐。

　　现在苏东坡写了他那封著名的九千字“上皇帝书”，打算接受免职的命运。他和司马光、范镇曾并肩作战，司马光和范镇都一怒而去了。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亲戚关系，曾在前两位皇帝手下任职中书省。他外貌肥胖温和，内心却如钢铁。他临走在辞呈中说：“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皇帝上朝的时候把信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面孔铁青。站在附近的人说，大家都看到他手握状纸，气得发抖。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往陕西的偏郡去任职。他来不及推拒。他和王安石交换了三封诚挚而严苛的私函，终于完全翻脸。皇帝还希望他留在京师，他一再告诉百官，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就不会犯大错。皇帝一再要他回京师，司马光都拒绝了。他忠言已尽。如果皇帝不听劝，硬要骑一匹倔骡子去找死，他也无能为力。他决心辞官归隐，简直压不住满腔怒气。他上书给皇帝说：“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起到神宗的十六年间，司马光一心闭门写作，终于完成他几年前已经动手的史学名著。后来神宗罢黜王安石，想叫司马光回去任高官，他的回答仍是神宗肯不肯改变经济政策？于是两派政治思想屹立不屈，始终无法更改。但是哲宗初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身为宰相，临死却说：“王安石不是坏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固执。尽量谥给他一切高贵的荣衔吧。”

　　苏东坡的九千字“上皇帝书”非常重要，可以代表他的政治哲学，也显出他个人的脾气和文风，充满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候沮丧、严苛、挑剔、直爽无比；有时候却徐徐辩论，引经（孔孟）据典，引史例来支持他的理论。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动和悲哀。一月里他面见皇上，皇上称赞他的“议学校贡举状”，要他“拍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就直接遵守他的旨意。当时高官都已去职，时机对他不利，他最后一次奋不顾身劝皇帝改变意思。他知道自己若不遭大祸，也会被免职。

　　在近代读者眼中，最重要的两大论点就是孟子所谓君权民授，容纳异见和批评的问题。苏东坡警告皇上，君主不是靠“神权”当道，而是靠人民的支持。要皇帝当心！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君主若不许人自由发表意见，他怎能得到民心呢？苏东坡接着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上不同意的原则，台谏制度就是此一原则具体的表现。苏东坡认为，好政府要靠异议的健全作用来维持。民主就根据各党异议的原则而存在。我相信苏东坡若生在现代，一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认为不民主。他知道盘古开天以来，没有两个人看法完全一样，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在家、在国、在世界政局上不是暴君。苏东坡又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

　　我相信没有人把台谏存在的理由和其中包含的原则说得比苏东坡这封信更清楚。自由、无阻、无畏的台谏议论就代表自由的舆论：

　　“夫弹劾积成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比较今昔的舆论状况：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舆，台谏亦舆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仇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研究比较各朝的政府制度，阐明台谏存在的理由。此处他大展策士的鸿才，内容渊博，说理有力，见解深刻：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我朝）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惜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劝皇帝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他再度提到恢复肉刑的传说。几百年前，政府曾以各种肉刑来惩罚罪犯，包括墨、劓、荆、宫四刑。这些不合人道的刑罚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废除了。宫刑则在公元六百年才废止。多亏苏东坡这两封信，宋朝才没有恢复酷刑。谣言一天天增加：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商业痪瘫，价格高升；近自京师四周的省份，远到川蜀，谣言纷纷，民心沸腾。连山区也行酒禁。僧尼被捕，财产没收，军人和官吏的薪俸都减少了：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他相信皇帝可以明显看出国内的不和与斗争。他应该能由大臣的辞职看出公议的倾向。他一再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然后回到本题，说皇帝行新政已失去民心，公议都反对他和现在的政府。

　　这封信没有回音。三月苏东坡又写了第三封信。此时皇帝曾下令禁止强摊贷款，但是不打算废新政。苏东坡引孟子的话说，这就象偷鸡贼有心改过，却打算每个月偷一只鸡。他自熙宁四年（1071年）一月开始担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出了一道乡试。题目是“论独断”（全文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非常生气，使情况更糟。

　　苏东坡立刻被免职。不出所料，皇帝有心善意接受他的劝告，奸佞小人却可以找些莫须有的罪名来整他。王安石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把法律的巨轮转向苏东坡。有人谣传他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曾滥用政府的卫兵，买家具、陶瓷，甚至贩卖私盐图利。朝廷派官员到苏家兄弟途经的省份，向船夫、军人和仪官收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的买了不少家具、陶瓷，但是没有非法的行为。差人回来说：没有发现什么，如果找得到，他们一定会带回来才对。

　　他写信给当时住在四川的小舅子（王箴）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幸所疾久矣。然捃摭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老家之前，皇帝曾对他说：

　　“我觉得苏轼人品不好。也许你高估了他。”

　　“陛下是指苏轼的弹劾案？”司马光答道。“我比较了解他。陛下知道谢景温是安石的亲戚，此案是王安石发动的。苏轼并非十全十美，但是他比隐瞒母丧的禽兽李定可强多了。”

　　根据作官的考绩苏东坡该任太守，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和谢景温不赞成，要他担任偏郡的判官；不过皇帝把他改派到丽都杭州去作通判。对御史的控告苏东坡连答辩书都懒得写。他让调查员去查个痛快，自己则带着家眷到杭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