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庙台子，瞻仰张良庙。青松翠柏，环绕四周，气象万千。庙堂建筑雄伟肃穆，令人兴肃然起敬，超然出尘之感。深山有此巨构，想见当初经营者的匠心和气魄。庙内各殿及庙外的石壁上，刊刻名人题字甚多，匆匆浏览，美不胜收。庙门对面的石壁上，镌刻于右任先生的一联，大概是他民国十（一九二一）年离陕（西）经甘（肃）绕道入（四）川过此时所写：“辞汉万石，送秦一椎。八个擘窠大字，道尽了张子房的精神志节。雄文大笔，堪称所有题字中的翘楚。抗战发生直前，修筑川陕公路，张良庙对面的石壁，因为拓宽路面，已经全部削除，所有题字，荡然无存。可是于右老另题的一联：“前追齐尚父，后启武乡侯。”仍以木刻悬于庙内正殿前面过厅的两柱上，可能是他以后重写的。这十个字的意境，比前面那八个字又大不相同。可是近来看到几种游记之类的文章，提到前面一联，或写“万石”，，或写“万户”这。“石”“户”二字，意义完全不同。按石音淡，是谷类量器的一种，十斗为石。汉初官俸，是以石为单位计算的，“万石”是说他俸禄的多寡，“万户”则是说他封地的大小。究以何者为是，已无法向于右老在天之灵，请教求证。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我们在山中停停走走，崎岖险阻，艰苦异常，有时行经古栈道遗迹，乘马都不易通过。在留坝、褒城之间的马道（地名）路旁，竖有“汉萧何追韩信至此”的石碑一座。直到攀登褒城县北的鸡头关顶，才豁然开朗，看见汉水盆地，另是一番景象，心胸为之舒畅。此时各路大军，虽均到齐，徐向前却已逃入（四）川北了。写到这里，应该把陕北土共坐大的经过，略为一提。刘子丹和高岗两共酋，于民国十九、二十（一九三○、三一）年间，在陕（西）、甘（肃）边区开始活动时，徒众不过数十。以后啸聚虽多，为数仍然甚微。当局视为癣玠之疾，又因前述的其它纷扰，故未大力清剿，以致日渐坐大，未予扑灭。等到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毛泽东、朱德等共酋，由江西率众突围，长窜入（四）川，得到徐向前大力接应，乃克苟延残喘。嗣后合伙北窜，到达陕北，又凭借刘子丹数年经营的巢穴，据为叛乱基地。以后历经演变，遂至不可收拾。假定没有徐向前、刘子丹两股的存在，毛泽东夸称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绝不会达到其幸存的目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一日纵敌，百世为患。行文至此，不胜太息痛恨当事者之愚昧自私而误国也。
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五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出任驻甘绥靖主任兼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绥署驻甘行署撤销，邓宝珊改任新编第一军军长，脱离与西安绥署的关系。同时西北剿共阵容，重新作了如下的调整：
孙蔚如率领所部第十七师全部，移驻陕（西）南，其原驻兰州的第五十旅，同时调走。
胡宗南的第一师（原为三旅九团，以后陆续增加三个补充团，共为十二个团）由汉中移驻陇（甘肃）南。
杨渠统回驻平凉，指挥第三十八军两个补充旅，堵剿陕（西）北土共，并清除地方散匪，陇（甘肃）东地区，渐趋安定。刘子丹、高岗等土共，不断窜扰，均被击退。且派骑兵营一昼夜急驰三百华里，捣毁刘子丹的老巢，刘酋仅以身免。其仇良明团且曾跟踪急追，深入陕（西）北保安、安定等地，将刘子丹的祖坆挖掘。二十五（一九三六）年春，共军窜犯晋（山西）西，刘子丹被国军击毙。一般传说，与掘坆破坏风水有关，事属迷信，姑妄记之。
杨渠统部驻扎陇东，所需粮饷，均由驻甘绥署分配防区各县，拨款供应。民众负担过重，部队困苦亦深，军民交困，几难支持。
二十三（一九三四）年秋，军事委员会派遣中将高参王锡符、少将高参杨某（忘其名）为点编主任、副主任委员，由驻甘绥署（西安绥署与闻其事，但未派员参加点验。另派点验委员，对杨渠统部实施点编。不久，中央即将杨部编为新编第五师，调赴河南。原来指定驻地为归德、永城、马牧集。大概顾虑其与陕西隔绝，或不听命，又改与陕西毗连的陕州。等到我们乘火车到达陕州以后，不曾下车，在车站停留七、八个小时，又奉到原车开赴归德等地的命令。其实这种顾虑和措施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大家对于开赴河南，直接归中央统辖，心中都十分高兴，驻在那里都是一样。
至此，杨虎城派入甘肃靖乱的部队，皆已撤退完毕。他的职务减少，兵力削弱，辖区缩小。凡此演变无，论是自然形势的推移，亦或是有关策略的运作，在在显示了中央政府经营西北，厉行统一的积极意义。杨虎城时当四十盛年，修养欠缺，体会不深，在遭挫抑之余，便难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紧跟着中央军杨步飞、王均、曾万钟、、毛秉文、周翔初等部，陆续开入甘肃，西北军政局面，便告整个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