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承爱注，至极铭感，弟已于昨日下午抵沪。现在外患急迫，不弱于甲午。而国内不调整之现象，为甲午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由，在过去党内纠纷迭乘，政治举措失当。人每欲挟党内之一部力量为己有，党卽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卽互相排诟，排诟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使总理昭示我人领导人民以求国家自由平等之目的，无由达到。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未由过问。驯至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视，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政治之不易澄清，纲纪之不易整肃，胥坐此故。此其错误，皆不容我辈各自推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错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旣往之错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我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今日正为吾党同志澈底觉悟力图团结之急要时机。盖非各自悟以改正已往之错失，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团结之坚固，无以集合全国之力量以御外患。生平对人，毫无问题，而对事则错谬必求改善，正义必求推进。良以过去一切，其价值乃所以戒将来。以是之故，目前则求今后政治上开展之生路，乃不能不于过去种种错误，持改正之决心。今公等在粤，备尝艰苦，不惜牺性，所持者唯此而已。弟深信吾党同志，能体总理亲爱精诚之旨，斯可以团结坚固。能体总理天下为公之精神，斯过去一切错误，卽可改正。而今后安内攘外之方，亦可确定。甚盼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无任企盼。汉民删（十五日）。”

　　同日，广州非常会议决定派汪兆铭、古应芬、孙科、邓泽如、李文范，偕同张继、蔡元培，前赴上海，进行和议。二十一日，汪兆铭、孙科、邹鲁、伍朝枢、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九十一人到达上海。汪等登岸后，径往孙（科）寓与胡汉民相晤，胡、汪二人对于数年来的离合遭遇，感触颇深，相拥而泣。次日，蒋先生飞抵上海，与汪兆铭等晤谈，邀其入（南）京，共赴国难。汪等对外表示此时不能前往南京，以保持“自由意志”。他们并电蒋先生，主张召集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解决纠纷。二十五日，南京推派李煜瀛、张继、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等为代表，与粤方进行磋商。京、粤双方代表于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陆续举行了七次会议，所有重大问题，均已获致结论。当时粤方争执最力的，厥为蒋先生必须下野，解除兵柄，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政府。以又（南）京、沪（上海（地区由粤驻防拱卫等等。其在十月三十一日第五次会议中，曾获如下的重要协议：

　　一、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任期二年。

　　二、废除中央政治会议。

　　三、行政院等于责任内阁，立法、司法等院，不与发生连带关系。

　　四、每二年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

　　五、部长人选不限党员。

　　双方卽以上述的协议为基础，各自向其内部进行沟通，几经争执，终告妥协。蒋、汪、胡三派及其支持者，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三地，各自举行其四全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汇集一起，成立了一个整体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至此，由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粤（广州）、沪（西山会议派）“双胞案”之二全大会，演变而来的宁（蒋）、粤（胡）、沪（汪）“三胞案”之四全大会，扰攘五载，终告圆满结束。国民党从此以一个新的团结统一的面貌，显示于世人之前。

　　蒋先生旋于十二月十五日请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国民党中央常会临时会议皆予照准。另推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蒋先生辞职以前，曾作了几件饶有意义的人事安排；改组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省政府，以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分任主席，巩固中枢及附近基地。同时预定于国府改组时，何应钦留任军政部部长继续掌握军权。宋子文辞卸财政部部长，另具微妙的作用。他把一切安排就绪，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离开南京返回浙江奉化原籍。临行留书于右任：“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入山静养。”其时汪兆铭在上海，胡汉民在香港，（胡氏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离开上海，前赴香港，一度到广州，旋仍返香港。）蒋先生回奉化。三巨头均不在（南）京，中枢又呈空虚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