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各部长来谈，余决辞，因商院长继任人选，宋不允代，中央行政不可一日无人主持，继任者约四日内可决定，因九日行政院会十日中政会十一日中常会后可发表，各部长当留任。张学良来电甚客气，中谓自卫方有抵抗，抵抗乃需款，理固为然，但国款赖税收，冀、热、察等省，平日无款解中央，今乃向中央求款，中央不能举内外债，何能应付。河北现收入几何，中央不得而知，以民十四言，国地两税每月有五百万，若军队有二十万，则二百万已足，余数用在何处？日本图热，两月前卽有企图，前攫东省，声言不动热河，今攻热河则言不动平津，试问果得热河，谁能保其不窥平津？现非先集中各省财政，不能集中军队。目下全国军队三百万人，能听命不截税者，祇苏、浙、皖、赣、湘。其它各自为政，中央非遇事不管，但须各省将收入解交，遇有困难，中央自有解救办法。苏省财难，现中央已为设法，有例可证。新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中央应准彼张学良辞，张可来京任军事委员，华北不抵抗，实不在张一人。继任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阎、冯如何者，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又谓“本人固可称为政客，但仍将奋鬪，以政客破坏军人干政截税之局。”汪又述及淞沪抵抗时援军不能遵令调动之困难，因刘湘阻川军东下，而力白对蒋不存意见，又谓“行政院无惩戒军人力量，惟华北将为辽渖之续，与其因循，何如偕亡。”
张学良也于是晚七时，再度接见新闻记者，发表长篇谈话，说至其历史时至于落泪，极为痛心，其谈话要点，首先解释向中央请款经过，及汪氏鱼电所指各节。曾谓“余现在所处之境，上有婆婆，下有儿女，其在中间者，实感困难，向中央请款，中央可以延缓，部下向余请款，则不能不负责筹措。余常谓此时不应只求胜利，应先存与敌人同归于尽之决心，无准备如何能长期抵抗。有人谓汪先生前次来平，余有简慢开罪之处，适余有病入协和医阮，有诊断书可查。余近年以来，顾惜华北政治军事教育，及东北灾官灾民，失业学子，无处不需款办事，筹措万分困难，而受者尤为不足，或不满，实痛苦万分。当此国难，凡我同胞，对国事当如何振奋，为官者更应尽其职责，余安敢因困苦而卸责乎。华北各友军，中央命余照料，余每次发饷，必先筹划庞、宋等部军饷。良以职责所在，有不愿推诿者，假如新旧所属军队不一律看待，亦可省许多款，不致如现在困难。余一切甚愿开诚布公也。总之年来对国事感受十八分之困难，但为国家稍存体面计，不愿尽行披露。所以关于社会间误会不致其辩论，但自问良心无愧，尽我职责而已。事久则必有公论，何必就个人一时之快，置国家体面于不顾，尽行宣布乎。”又云，“余决非负气，只以环境关系，决愿辞职，关于华北治安，最好请蒋先生来负责，但在剿匪期中，不能功亏一篑，在接替无人时，短时期中余必负责到底。”“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躭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余心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至此哭有顷），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受国人之唾骂。所以余必须再读书，广求学问，好在年富力强，报国日长。再切愿国人勿因此回事件，对汪先生有误认之处。”
九日晚七时，张又接见新闻记者谈话，对汪齐电有所声明，谓“汪先生齐电之意，一方面认为现在各省军事长官全系割据，深加痛恨，一方面则认为冀察各省似乎全属余个人，一切军事财政以及对外，应由冀察各省自任之。此种思想，似乎忘却政府之地位及责任。汪先生谓余截留税收，不解国库，然此项拨付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考，汪先生必因公事鞅掌，未加详查。税收官吏除各省政府范围内者，依法由各省政府自行委派外，中央所属机关官吏，统由政府任命，或由财部委派，皆有政府命令部令可考。所谓收入被余一口吞没，语意未免太重。果眞如此，是余犯刑事条律，汪先生为最高行政长官，自可找出实据，执法以绳，监察院亦可随时纠弹。查冀察各省财政，向来一切公开，近由财政整理委员会监督指导，所有收支，有议决案及旬月报表可资考证。且财委人员多为军委政委兼充，至余辖军政各费，历经呈报政府及财部有案，汪先生一查便知。”继解释冀察财政及亏空。更发表向中央请款往来文电，使国人明了眞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