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伟大之处除了在于他整理了诗、书、礼、乐、春秋以外，还在于他精心教育出了三千弟子。这三千弟子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也不少，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真正的通才除了早死的颜回以外，恐怕只有子贡一个人了。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年不详，本姓端木，名赐。儒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称他“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

孔子对他十分欣赏，曾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能够举一反三。

太史公司马迁对子贡也非常推崇，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甚至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全仗子贡的努力。

这样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大学问家，在儒家经典《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却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问题。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

载在经典中的大学问家的话可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

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

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罗、李二人的论证方式是科学的，其结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所以没能成为子贡困惑的解惑人。

近来重读先秦诸子，终于从《韩非子》一书中给子贡“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找到了史料根据。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这样一段记载：“费仲劝告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不杀掉他，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呢?’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费仲是纣王手下的“秦桧”，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正义》转引《帝王世纪》说他龙颜虎眉，身长十尺，胸有四乳，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后稷、公刘和古公、公季(均为西周祖上之贤者——著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以今天的眼光看，西伯昌乃是新生代中之翘楚。所以，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有名的伯夷、叔齐、散宜生等纷纷去投奔他，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纣王上当、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纣王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其实，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并非一无可取。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相信每个人都会摒弃“纣王是既昏又暴的君王”这个误区的。

除了搞清历史的真相以外，走出这一误区的另外一大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人的性格是二重甚至是多重的，这样，才不会对人世间的滚滚红尘大喜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