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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利摩日出了一桩场面可怕、情节离奇的塔士隆案件，年轻的德·格朗维尔子爵在处理此案时大显身手，使他日后被任命为检察长。
一位住在圣艾蒂安城关一所孤零零房子里的老人被暗杀了。这所房子与关厢之间有个大果园，和田野还隔着一个观赏花园，花园尽头有几间废弃的暖房。维埃纳河岸在宅前形成一个陡坡，从房子那里能看得见这条河。倾斜的院子和陡峭的河岸间筑了一道小墙，每隔一段距离竖着由栅栏连接起来的镂空加固柱，栅栏的木条上了漆，可见不是用来防御，而是为了装饰。这位老人名叫潘格雷，以吝啬著称，和他一起生活的只有一个女仆，是乡下女人，给他种地。他亲自侍弄果树，修剪枝叶，收获水果，并送到城里去卖，他是种菜能手，也出售时鲜蔬菜。这位老人的侄女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嫁给了城里靠一小笔年金生活的德瓦诺先生，她再三请求叔叔雇个男佣看家，向他证明这样他用来种秕子的好几方四面通风、植了树木的土地可以种些东西，但他一直没有答应。吝啬鬼的反对在德瓦诺夫妇晚上去串门的人家引起纷纷议论和诸多揣测，各种互相抵触的想法不止一次打断了波士顿牌戏。几个狡猾的人猜想他在苜蓿田里藏了宝。
“如果我是德瓦诺太太，”一个爱打趣的人说，“就不去和叔叔纠缠；谁要暗杀他就暗杀好了。我乐得继承遗产。”德瓦诺太太想守护住叔叔，正如意大利剧院的承办人请求叫座的男高音歌手保护好嗓子，他若忘记穿大衣便把自己的给他穿。她送给小老头潘格雷一条漂亮的看家犬，老人叫女仆冉娜·玛拉西给她送回去。
“您叔叔不愿家里再添一张嘴，”她对德瓦诺太太说。暗杀一事证明侄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潘格雷在一方苜蓿田里被人暗杀，当时他大概正往装满金币的钱罐里添几枚路易。女仆被搏斗声惊醒，壮着胆子跑来搭救老守财奴，凶手为了灭口只得把她也杀了。这种几乎总使谋杀犯下决心增加牺牲品数目的盘算，是他们面临的极刑酿成的不幸后果。这桩两条人命的案子情节有些离奇，给原告和被告带来同样多的胜诉机会。有天早上邻居们既没看见小老头潘格雷，又没看见他的女仆；他们来来往往，透过木栅栏审视房子，发现门窗一反惯例紧紧闭着，圣艾蒂安城关一时谣言四起，传到了德瓦诺太太居住的钟铃街。一直担心发生祸事的侄女去报了案，司法人员破门而入，很快发现在四块方田里有四个坑，周围布满头天装满金币的钱罐的碎片。其中两个没填好的坑里埋着潘格雷老爹和冉娜·玛拉西的尸体和衣服。可怜的姑娘跑来救人时赤着一双脚，只穿了睡衣。正当检察官、警长和预审推事收集各种诉讼材料时，不走运的德瓦诺把钱罐的碎片拾拢在一起，根据钱罐的容量计算着被盗走的数目。法官们承认他的计算正确无误，失踪的财宝估计每罐有一千枚金币；不过这些金币每枚值四十八、四十、二十四还是二十法郎呢？利摩日所有等待遗产的人分担了德瓦诺夫妇的悲痛。看到这些打碎的藏金罐，利穆赞人的想象力大大受到刺激。至于小老头潘格雷，他常常亲自上市场卖菜，只吃面包和葱头，一年花不了三百法郎，既不讨好人，也不得罪人，没为圣艾蒂安城关做过一件好事，因此他的死没有引起一丝惋惜。那个冉娜·玛拉西呢，她的英雄行为被认为不合时宜，就是老吝啬鬼活着也不会报答她的；人们说：“换了我，我就睡大觉！”相比之下，对她表示钦佩的人微乎其微。
在这所破败不堪、阴森冰冷、空荡荡的房子里，司法人员甚至找不到笔墨作笔录。看热闹的和死者的继承人于是注意到某些守财奴违背常理的种种表现。小老头对花钱的恐惧处处可见：屋顶年久失修，任凭阳光雨雪进入房内；墙上布满发绿的裂纹，木头已朽的屋门一碰即倒，窗格糊着未上油的纸。窗上没挂帘子，壁炉没装镜子和柴架，干净的炉膛内大小劈柴几乎被烟囱管渗出的烟油染绿；椅子七歪八倒，两张小床被褥单薄扁平，水罐有裂缝，碟子用锔子锔过，扶手椅只剩下一个扶手；他的床帏给时光老人大胆的手绣得乌七八糟，贮藏种子的写字台被虫蛀蚀，内衣上补钉摞补钉；总之，一大堆因主人的气息尚存才保留下来的破烂，主人死后，被愤怒的继承人和官方人士粗暴的手一碰，就成了碎片、齑粉，被化学分解，变成一片废墟或其他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这些东西象惧怕拍卖似的消失了。利穆赞首府的大多数人有很长时间对为人正派、有两个孩子的德瓦诺夫妇十分关注；等法院认为找到了推定的凶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人身上，他变成了主角，德瓦诺夫妇则退居次要地位。
将近三月末，格拉斯兰太太开始感到初次怀孕引起的、再也掩饰不住的种种不适。这时法院正在调查圣艾蒂安城关发生的命案，杀人凶手尚未捉拿归案。韦萝妮克在卧房里接待朋友，一起打牌。几天来，格拉斯兰太太不再出门，有了一些怀孕女子的怪癖；她母亲几乎天天来看她，两个女人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这天晚上九点钟，牌桌上无人打牌，大家都在谈论谋杀案和德瓦诺夫妇。代理检察长走了进来。
“我们抓到谋杀潘格雷老爹的凶手了，”他神情欢快地说。
“是谁？”众人异口同声地问他。
“一个品行端正、本来会发财的瓷器工人，他在您丈夫原先的工场做过工，”他转身向格拉斯兰太太说。
“他是谁？”韦萝妮克声音微弱地问道。
“冉－弗朗索瓦·塔士隆。”
“不幸的人！”她答道，“对，我见过他好几次，可怜的父亲向我介绍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人。”
“他在索维亚去世前就已离开，转到菲利帕尔父子工厂去了，他们给他优惠待遇，”索维亚老太太说道，“我女儿大概不宜听这样的谈话吧？”她见格拉斯兰太太面白如纸，说道。
从这天晚上起，索维亚老妈妈不顾六十六岁高龄，撇下自己的家来看护女儿。她不离开房间一步，格拉斯兰太太的朋友们每时每刻都看见她守在女儿床头，编织打不完的绒线，象韦萝妮克出天花时一样深情地望着她，替她答话，有时不让来客进门。这对母女之间的情分在利摩日尽人皆知，因此对老太太的作法谁也不以为怪。
几天后，代理检察长想讲讲全城人四处打听的冉－弗朗索瓦·塔士隆一案的细节，给病人解解闷，索维亚妈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又要害格拉斯兰太太做恶梦了。韦萝妮克定睛望着德·格朗维尔先生，求他把话讲完。这样，格拉斯兰太太的朋友们最先在她家，从代理检察长口里得知了即将公布于众的预审结果。下面是检察院正在起草的起诉书的简要内容。
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是一个小农庄主之子，家里人口众多，住在蒙泰涅克镇。凶杀发生前二十年，蒙泰涅克乡以伤风败俗扬名利穆赞。利摩日的检察院有句名言：全省一百名囚犯中，就有五十名是蒙泰涅克隶属的县里的人。一八一六年，博内神甫被派来两年后，蒙泰涅克丢掉了恶名，居民们不再往刑事法庭送人了。大家普遍认为这一变化归功于博内先生对这个以往歹徒麇集、为害乡里的市镇施加的影响。冉－弗朗索瓦·塔士隆的罪行使蒙泰涅克突然恢复了昔日的坏名声。特别凑巧的是，塔士隆家几乎是当地唯一保留了淳厚古风和宗教习惯的人家，当今的观察家们发现这些风俗和习惯正在乡村中消失；神甫自然很喜欢这一家，把它当作一个据点。这家人诚实正直，相处和睦，热爱劳动，给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树立的尽是好榜样。小伙子在钟爱他的父母和朋友们的一片惋惜声中离开镇子，怀着在工厂正正派派挣一笔财产的可嘉可赞的抱负来到利摩日。两年学徒期间，他的表现值得称道，没有任何不轨行为预示他将犯下这桩使他丧命的滔天罪行。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把其他工人吃喝嫖赌的时间用来学习，提高文化。时间充裕的外省司法机关作了最细致的搜查，也未揭开此人生活中的秘密。他们把冉－弗朗索瓦寄居的带家具出租的小客店的老板娘细细盘问了一遍，她说店里从未住过比他品行更端正的年轻人。他性情温和可亲，可以说是个快活人。
犯罪前一年光景，他的脾气似乎变了，每个月总有几次在外留宿，经常接连几夜不归。呆在城里哪个地方呢？她不知道。不过，从他鞋子的状况看，她多次想到她的房客是从乡下回来。他虽然出城，却不穿钉铁钉的鞋，却穿薄底浅口皮鞋。动身前，他刮胡子，抹香水，穿上白衬衣。预审法庭把搜查范围扩大到可疑的人家和生活放荡的女人家，但那里无人认识冉－弗朗索瓦·塔士隆。法庭人员又到女工和轻佻的女裁缝中间调查，但没有一个举止轻狂的姑娘和被告有过交往。没有动机的犯罪不可设想，尤其是一个求知若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的思想和见识应当超过其他工人。检察院和预审推事认为塔士隆杀人的原因是嗜好赌博；但经过周密的调查，证明犯人从未赌过钱。冉－弗朗索瓦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当着陪审团的面，在证据面前只得承认，但他那套否认方式表明他曾得到过精通法律知识或智力超群的人指点。下面列举的主要证据和许多谋杀案一样，既严重又无分量。作案那天夜里塔士隆不在客店，又不愿说出自己在哪里。被告甚至不屑制造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在搏斗中他未发觉上衣被可怜的女仆撕下一块，让风刮走，后来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当晚行人和城关居民曾在潘格雷房子周围发现过他，但倘若无人被杀，他们是记不起这件事的。他自制了一把朝田野开的那扇门的钥匙，颇为巧妙地把它埋在一个坑里，离地面有两法尺深，德瓦诺先生想知道财宝是否分藏在两层，无意中翻寻到这把钥匙。预审法庭终于找到了提供铁料，借老虎钳和送锉刀的人。这把钥匙是第一个线索，法院顺藤摸瓜查出了塔士隆，在省边界地带的一座树林里逮捕了他，那时他正在等候驿车。再晚一小时，他就动身去美洲了。最后，尽管留在耕过的田地和泥泞道路上的脚印被仔细抹掉，乡村警察仍然发现了图形清晰、保存完好的皮鞋印。到塔士隆住处搜查时，他的皮鞋底和鞋印一对，正好吻合。这个要命的迭合证实了好奇的女店主观察到的情况。预审法庭判断罪犯是受了外来的影响，而非本人下的决心。法庭还相信此案有同谋，否则带不走那笔埋藏的钱。一个人不管多么强壮，背着二万五千金法郎是走不远的。如果每罐藏了这个数目，运走四罐就得走四趟。不过，有个特殊情况确定了作案的时间。冉娜·玛拉西听到主人的叫喊一定吓坏了，起床时碰翻了床头柜，她的表就放在柜子上。这块表大概是守财奴在五年当中送给她的唯一礼物，摔到地上后撞断了大发条，表针指着午夜两点。谋杀发生在三月中旬，清晨五、六点钟天色已明。根据预审法庭和检察院的推测，无论钱运到了何处，塔士隆也不可能单独行动。塔士隆仔细抹平了脚印，却忽略了自己的脚印，这暴露了他有个神秘的助手。法院不得不编造个动机，认为是爱情的疯狂导致了犯罪；爱恋的对象不在社会下层，于是法院把眼睛朝上看。说不定她是个布尔乔亚女子，深信对她忠心耿耿和狂热崇拜的赛义德①式的年轻人会守口如瓶，与他开始了一部设想到结局如此可怕的浪漫史，凶杀的次要事实几乎证实了这一推断。老人是被人用铁锹打死的。所以他被杀是一件突发的、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一对情人可能串通一气偷钱，但没打算杀人。多情的塔士隆和吝啬的潘格雷，这两个激情难抑的人狭路相逢，都被金子吸引到深夜重重的黑暗之中。
①赛义德，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忠实奴隶，他的名字成了忠心耿耿到狂热地步的同义词。
法院为了搞清这一晦暗不明的情况，逮捕了冉－弗朗索瓦心爱的妹妹，把她关进单人囚室，希望通过她揭开她哥哥私生活的秘密。德妮丝·塔士隆出于谨慎，矢口否认到底，这使人怀疑她了解犯罪的原因，尽管她毫不知情。监禁即将毁掉她的一生。被告表现出老百姓中少有的性格：他甩掉了安插在他身边的最机灵的绵羊①，虽然他并没摸清他们的禀性。具有真知灼见的法官们认为，与大多数进过轻罪警察拘留所和苦役监狱，最后杀人越货的普通谋杀犯不同，冉－弗朗索瓦犯罪不是迫于需要，而是出于爱情。他们按照这个想法进行了积极审慎的调查；但是罪犯一直讳莫如深，预审法庭得不到任何材料。爱恋的对象是上流社会女子这一颇合情理的假设一经接受，冉－弗朗索瓦多次受到布满陷阱的审问；但是他的谨慎战胜了机智的预审推事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酷刑。法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告诉塔士隆他为之犯罪的女子已经暴露并被逮捕，他面不改色，只是讥讽地回答：“我倒很乐意见见她呢！”许多人听到这些情况，也同意法官们的猜疑，由于被告死死不肯开口，这些猜疑看来已被证实。年轻人成了一个难题，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大家不难理解这人的案情多么有力地牵制住公众的好奇心，人们将多么贪婪地关注即将进行的法庭辩论。预审法庭虽掌握警察刺探到的情况，但仍停留在假定的门坎上，不敢进入这个奥秘，因为里面危险重重。对某些讼案，法官们不能满足于半信半疑。因此人们寄希望于重罪法庭，到那时许多罪犯都会翻供，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①绵羊，密探的绰号。
格拉斯兰先生被指定在开庭期间担任陪审员，所以韦萝妮克或从丈夫，或从德·格朗维尔先生那里了解到这桩杀人案的全部细节，半个月内，这案子把利穆赞和整个法兰西搅得鸡犬不宁。被告的态度证实了城里人根据法院的推测作出的杜撰；不止一次，他把目光投向特权阶层的女士群，她们是前来体味这场真实悲剧的千百种激情的。每当这人用明亮而不可捉摸的眼神环顾台下这群淑女时，她们中间便出现一阵强烈的骚动，因为她们个个担心在检察官和法官们探究的目光下显出是他的同谋。预审的徒劳无益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透露出被告为使罪行圆满成功所采取的防范措施。作案前几个月，冉－弗朗索瓦搞到一张赴北美的护照，所以说离开法国的计划早已拟定，那女子必定已经结婚，和一位姑娘逃跑恐怕是没有必要的。说不定犯罪的目的就是供这个不知名姓的女子过宽裕的生活。司法人员在行政管理登记簿上没有找到以任何女子名义申请赴该国的任何护照。他们担心女同谋犯在巴黎申请到护照，又去巴黎和周围区县的警察署查阅登记簿，结果一无所获。辩论当中每个细枝末节都显示出一个高超智力的深思熟虑。利穆赞最守妇道的太太们认为，平日里穿上薄底浅口皮鞋到泥里、田里去踩，为的是窥伺老潘格雷的行踪，不过这很难解释得通；而男人们，甚至最不妄自尊大的男人，则兴高采烈地解释说，为了在房子里走动、穿过走廊或不出声地从窗户爬进屋内，这种薄底浅口皮鞋是多么有用。冉－弗朗索瓦和他的情妇（年轻，漂亮，浪漫，人人为她画一幅俏丽的肖像）显然曾打算给护照添上伪造的暨夫人三字。晚上，在每个客厅里，人们中断牌局，狡黠地追查一八二九年三月有哪些女子曾去巴黎旅行，哪些有可能公开或秘密地做过出逃的准备。利摩日正在审理它的菲亚尔代斯案①，并有一位无人认识的芒松夫人为其增色添彩。从来没有哪个外省城市象每晚庭讯以后的利摩日那般好奇心切。人们日思夜想这桩提高被告威望的案子，头头是道地重温、扩展、评论他的答辩，并展开广泛的讨论。一位陪审员问塔士隆为何拿一张去美洲的护照，工人回答说他想在那里开一家瓷器工厂。这样，他既未破坏自己那套辩护办法，又保护了同谋，使大家认为他犯罪是因为需要资金实现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法庭辩论正酣时，韦萝妮克的朋友们忍不住趁有天晚上她身体稍有好转，试图把罪犯的审慎解释给她听。头一天，医生嘱咐韦萝妮克作一次散步。早上她挽着母亲的胳臂绕城来到索维亚妈妈的乡村住宅，并在那里歇息。回家后她支撑着身子等丈夫；格拉斯兰八点钟才从重罪法庭归来，她按照习惯伺候他用完晚餐，自然听到了朋友们的讨论。
①菲亚尔代斯（１７６１—１８１７），拿破仑帝国的法官，后被人暗杀，此案件哄动一时，芒松夫人是这桩谋杀案的见证人。
“如果可怜的父亲还活着，”她对他们说，“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情况，说不定这个人也不至于犯罪。可是我看你们心里全装着一个怪念头。你们说爱情是犯罪的根源，这点我同意；但为什么你们以为那女子已经结婚？难道他不可能爱上一个姑娘，却遭到姑娘父母的拒绝吗？”
“一个少女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他。”德·格朗维尔先生答道。“塔士隆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来得及正大光明地挣一份家产，等待一切姑娘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自由结婚的时刻到来。”
“我以前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可以实现；”格拉斯兰太太说，“但在一座毫无秘密可言，邻家的事在众人眼皮底下发生的城市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呢？两人相爱至少要见面吧？你们这些法官有何高见？”她盯着代理检察长的眼睛问道。
“我们全相信那个女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商人阶级。”
“我的想法正相反，”格拉斯兰太太说。“这类女子没有足够高尚的情感。”
这个回答把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韦萝妮克身上，人人等着听她解释这句悖谬反常的话。
“我白天躺在床上或夜不能寐时，禁不住要想想这桩神秘的案子，我相信猜到了塔士隆的动机。为什么我说他爱上了一位姑娘呢？已婚女子有些利害关系，甚至有些感情分她的心，阻止她达到完全狂热的地步，引得别人对她如此神魂颠倒。没有孩子的人才怀有把母爱和性爱合二而一的爱情。显然爱上这个人的女子想作他的依傍。在这个陌生女子的情欲中包含着艺术家和诗人赖以创造杰作的天才，这种天才在已婚女子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她命中注定创造的是人，而不是物。我们的作品就是孩子！孩子是我们的画，我们的书，我们的雕像。我们不是以艺术家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的吗？所以，我拿自己的脑袋担保，那陌生女子即使不是姑娘，也不会是母亲。检察院的人必须具备女性的细腻，否则在许多情况下将分辨不出事物的千差万别。我要是您的代理检察官，”她对代理检察长说，“我们早就找到女罪人了，如果那陌生女子有罪的话。我和杜泰依长老先生一样，承认那对情人因无钱去美洲生活，打算带上可怜的潘格雷的财宝逃走。盗窃导致了凶杀，这是凶犯从死刑中领悟到的必然逻辑。所以，”她朝代理检察长投去恳求的目光，“您应当高抬贵手，排除预谋的因素，救这个不幸的人一命。这人尽管犯了罪，仍是一位伟人，说不定他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悔改行为应当在执法思想中起一定作用。如今，除了掉脑袋或如过去建造米兰大教堂之外，难道没有更好的赎罪方式吗？”
“太太，您的见解高超卓绝，”代理检察长说，“但即使预谋被排除，塔士隆仍然要判死刑，因为盗窃的情节严重并有据可凭，如在夜里翻墙撬锁等等。”
“您认为他将被处死？”她垂下眼帘问道。
“我对此深信不疑，检察院必将胜诉。”
格拉斯兰太太轻轻哆嗦了一下，弄得衣裙窸窸窣窣地响，她说：“真冷啊！”然后挽起母亲的胳臂，回房睡觉。
“今天她好多了，”朋友们说。
次日，韦萝妮克奄奄一息。医生见她快要断气十分惊讶，她微笑着对他道：“我不是向您预言这次散步对我毫无益处吗？”
自法庭开始辩论以来，塔士隆既不夸夸其谈，也不虚伪做作。医生为了给女病人解闷，试图向她解释为何罪犯采取这种被其辩护人大加利用的态度。医生说，被告辩护律师的才华使被告看不清案子的结果，以为可以保住性命。人们不时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对幸福的期望，这幸福比生的幸福还要大。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其生活经历与他一生的最后行为大相径庭，以致辩护人提出以他的态度作为结论。最后，检察院假设的确凿证据在被告的浪漫史中变得如此无足轻重，辩护律师很有可能保住这颗脑袋。为救主顾一命，他在预谋问题上大作文章，他接受预谋盗窃的假设，但不承认预谋杀人，认为杀人是两场出其不意的搏斗导致的结果。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孰胜孰负似乎难下定论。
医生来探视后，代理检察长又来拜访韦萝妮克，他每日上午开庭前都来看看她。
“我读了昨日的辩护词，”她对他说，“今天即将开始辩驳，我对被告兴趣极大，希望他能得救；您不能在一生中放弃一次胜利吗？让律师把您打败吧。得了，把这条命送给我吧，说不定有一天您会得到我这条命！……塔士隆的律师发表了精采的辩护词后，人们疑惑不决，那样……”
“您的声音很激动，”子爵几乎吃惊地说。
“您知道为什么吗？”她答道，“我丈夫适才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巧合，由于我很敏感，这个巧合也许会要我的命：我分娩之日将是您下令砍下这颗脑袋之时。”
“我能修改法典吗？”代理检察长说。
“算啦！您不懂得爱，”她闭上眼睛答道。
她把头靠在枕上，挥了挥手叫法官走开。
格拉斯兰先生竭力为被告辩护，但未能替他开脱罪责，他在妻子授意下提出一个理由，得到陪审员中他的两位朋友的赞同：
“如果我们给这人留一条命，德瓦诺家将找回潘格雷的遗产。”这个难以抗辩的论据把陪审团分成七对五的两派，因此需要法官们表态；但法官们站到了陪审团少数派一边。按照当时的刑法原则，被告判罪已成定局。塔士隆听到对他的宣判气愤已极，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有这种反应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法官、律师、陪审员和旁听者几乎从未见过罪有应得的凶犯如此愤怒。对大家来说，悲剧并未因宣判而告终。和这类案子几乎总要遇到的情况一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把人们分成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被告是个受压制的无辜者，另一派则视他为罪有应得的凶犯。自由派坚持塔士隆无罪，他们并非确信不疑，只是想和当权者闹对立。他们说，“怎么能根据一个人的脚和另一只脚的脚印相仿便给这人定罪呢？怎么能因为他出门在外便定罪，年轻人不都宁肯死也不愿连累一个女子吗？借了工具，买了铁料有什么关系？并没证明他做了钥匙嘛。挂在树上的一块蓝布片？说不定是老潘格雷挂在树上吓唬麻雀的，碰巧和我们上衣钩破的口子一样大小！一个人的性命简直系于一发！最后，冉－弗朗索瓦一概否认，检察院没有提出任何目睹罪行的证人！”他们对律师的辩护方式和辩护词反复论证，大加发挥。“老潘格雷是什么东西？一口破裂的银箱！”那些自由思想家们说。几个所谓的进步人士不承认早被圣西门主义者用抽象的经济学派思想攻击过的神圣私有法则，他们说得更过分：“潘格雷老爹才是元凶。这个人积攒金子，就是偷国家的钱。他闲置不用的资本可以让多少工厂运转！他侵占了工业的资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个女仆呢？大家可怜她。德妮丝引起的兴趣最为强烈，她挫败了司法机关的一个个计谋，在辩论时不经长时间思索绝不回答问题。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变成了堪与珍妮·迪恩斯①媲美的人物，和她一样妩媚俏丽，谦虚虔诚。弗朗索瓦·塔士隆继续激起全城和全省的好奇心，几个浪漫女子公开表示对他的仰慕。“如果这个人爱上了地位比他高的女子，他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她们说，“你们瞧着吧，他一定死得漂亮。”他会不会招供呢？大家为这个问题打赌。罪犯听到判决时怒火冲天，倘若没有宪兵在场，司法人员或旁听者中说不定有人遭殃，从此罪犯象头狂怒的猛兽，谁走近他就威胁谁；狱卒不得不给他穿上紧身衣，既防他自杀，又防他发狂造成后果。
塔士隆被这件战胜一切暴力的工具束缚住了身体，只能用令看守们惊惧万分的痉挛动作，和在中世纪被视为魔鬼附身的话语和眼神发泄他的绝望。他那么年轻，妇女们同情这条充满爱的生命即将夭折。似乎特意于不久前发表的《一个死囚的末日》②，这首凄婉的哀歌，这篇徒劳无益声讨死刑——社会的巨大支柱——的檄文，成为众人交谈的话题。临了，无人不指责那个看不见的陌生女子，她两脚踏在血泊中，如竖立于底座上的雕像一般屹立在重罪法庭的台子上，忍受着撕肝裂肺的痛苦，在家里被迫保持最大的冷静。
①珍妮·迪恩斯，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为犯有杀婴罪的姐姐求得了特赦。
②《一个死囚的末日》，法国作家雨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
大家几乎有点佩服这位利穆赞的美狄亚①，她的思想不可捉摸，胸脯雪白，里面包藏着一颗铁石心肠。或许她就是这位或那位的姐妹或表姐妹，某甲或某乙的妻子或女儿。每个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拿破仑有句隽永的名言：未知尤其在想象的领域中威力无边。至于德瓦诺先生和太太被盗的十万法郎，警察的查找毫无结果，犯人始终缄口不语，检察院遭到惨败。代理正在众议院开会的检察长之职的德·格朗维尔先生使出下策，试图让犯人相信坦白可以减刑；可是他一露面，囚犯便用更加愤怒的喊叫，更加狂乱的扭动来迎接他，向他投去充满愤恨的目光，眼中露出无法杀人的遗憾。法院只好指望在最后一刻向教会求助。德瓦诺夫妇多次去找监狱的指导神甫帕斯卡尔长老。这位神甫不乏叫囚犯听他话的特殊本领，他以出家人的态度面对塔士隆的盛怒，试图在这个浑身抽搐、孔武有力的人大发雷霆之时抛出几句话。但在精神之父的情怀和疯狂肆虐的感情风暴之间进行的搏斗，把可怜的帕斯卡尔长老弄得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这个人在人世间找到了他的天堂，”老人用温和的声音说。
①美狄亚，希腊传说《阿耳戈船英雄》中精于魔法的女祭司，美貌、钟情，然而狠毒。
娇小的德瓦诺太太和女友们商量她是否应当冒险到罪犯那里活动活动。德瓦诺先生打算和解。绝望之下，他去向德·格朗维尔先生建议请求特赦杀害叔父的凶手，如果这凶手交还那十万法郎的话。代理检察长回答说国王陛下不会屈尊同意这样的妥协。德瓦诺夫妇又转向塔士隆的律师，如果他能让自己的主顾归还那笔钱，他们就送他十分之一。塔士隆见了不发火的人惟有这位律师；遗产继承人授权他另送十分之一给罪犯贴补家用。尽管这些海狸在自己的遗产上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尽管律师极有口才，他从主顾那里仍然一无所获。德瓦诺夫妇气愤已极，把囚犯大大诅咒了一番。“他不仅是杀人犯，而且还不识趣！”德瓦诺虽未读过有名的菲亚尔代斯悲歌①，但听说帕斯卡尔长老没有成功，向最高法院的上诉可能被驳回，因而一切都完了时，严肃地嚷道。“他去那种地方，要我们的财产有何用？杀人尚可理解，无谓的盗窃就不可思议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年月啊，社会上的人士竟对这么个强盗感兴趣？他一钱不值。”“他不正派，”德瓦诺太太说。“是不是归还财产会连累他的情妇？”一个老小姐说。“我们替他保守秘密。”德瓦诺先生嚷道。“那您就犯了知情不报罪，”一位律师答了腔。“这个无赖！”德瓦诺先生无话可说了。格拉斯兰太太社交圈中的一个女子笑着向她转述德瓦诺夫妇的讨论，她是位很有才情的女子，对理想的美梦寐以求，希望一切完美无缺，对囚犯时时发怒大为遗憾；她希望他冷静，沉着，庄重。“您没看到吗？”韦萝妮克对她说，“他就是这样摆脱诱惑，挫败种种企图的，他变得凶猛是出于心计。”“再说，他不是个有教养的人，”远居他乡的巴黎女子接着说，“他是工人。”“一个有教养的人早把那陌生女子供出来啦！”格拉斯兰太太答道。
①歌中唱道：巴斯蒂德如巨人，身长六尺差两寸，他是一个大无赖，而且还不讲礼貌……
这些事件，在各个沙龙，各家各户受到挤压，绞拧，千种评论，又经过城里的三寸不烂之舌细细的挑拣，让人们对处决罪犯产生了残忍的兴趣，两个月后，最高法院驳回了该犯的上诉。罪犯宣称有人拼命为他辩护，夸口不会处以极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持什么态度呢？他会招吗？会翻供吗？打赌堆能赢？您去不去看处决？怎么去？利摩日城的布局给罪犯免去走长路的焦虑，但也限制了风雅观众的人数。监狱所在的法院位于法院街和刺猬桥街的拐角。法院街直通短短的悔恨山街，街口便是处决犯人的艾纳广场或竞技广场，广场可能正是因其用途而得名的。路途短，沿途的房屋和富户也就少。况且上流社会有谁愿意混杂在挤满广场的老百姓中间呢？不过天天盼望的处决被一天天推迟，令全城人大为惊讶，推迟的原因如下。罪大恶极的人走向死亡时顺天安命是教会期望的一个胜利，它对群众产生的效果极少落空；恶人的悔恨足以证明宗教思想的威力，撇开基督教的利益不谈——虽然这是教会的主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场合遭到失败也不能不令教士们痛心。一八二九年七月，毒化政治生活直至最小细节的派性使情况更加严重。自由党很高兴看到教士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失败，教士党是蒙洛西埃①创造的字眼，他是保王党人，后转入立宪派，并在其带动下违背了初衷。各党派干下大量足以使一个人蒙受耻辱的下流勾当；因此，当这些勾当在群众眼中由一个人来承担时，这人就成了罗伯斯比尔②、杰弗雷③、洛巴德蒙④，变成全体同谋扎系秘密ｅｘｖｏｔｏ⑤的赎罪祭坛。检察院征得主教府同意，推迟了处决，一来希望了解司法机关对罪行尚未搞清的部分，二来给宗教一个获胜的机会。但是检察院的权力并非没有限度，判决迟早要执行。那些大唱反调，视塔士隆为无辜，企图在法院判决上打开突破口的自由派们，这时又嘀嘀咕咕，抱怨判决没有执行。对人对事若持一贯反对的态度，就会落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因为反对派不管自己有理没理，它想的是始终与政权为敌。将近八月初，人称公众舆论的往往十分愚蠢的谣传迫使检察院宣布了处决日期。在这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杜泰依长老挺身而出，向主教建议采取最后一着，这一着的成功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引进这出司法悲剧，他是联系其他所有人的纽带，在这场戏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后来他通过上帝熟知的途径，把格拉斯兰太太领上舞台，让她的美德放射出最灿烂的光辉，显示出她是一位高尚的女善人和天使般的女基督徒。
①蒙洛西埃伯爵（１７５５—１８３８），法国狂热的保王党人。
②罗伯斯比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③杰弗雷（１６４５—１６３９），英国勋爵，以残忍著称，曾任财政大臣，爆发建立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时被杀。
④洛巴德蒙（１５９０—１６５３），法国路易十三时代枢密院成员，红衣主教黎塞留政策的推行者。
⑤拉丁文：还愿物。
利摩日的主教府坐落在维埃纳河畔的一个山岗上，它的花园，靠装了栏杆的厚实的墙壁支撑，顺着自然下降的地势层层展开。山岗很高，对岸的圣艾蒂安城关似乎匍伏在它最后一层台地的脚下。从那儿望去，随着人们散步的方向不同，河流或竖或横地在一片绚丽的景物中淌过。朝西，流经主教府花园后，维埃纳河沿圣马夏城关绕了一个优美的弧形流入城市。过了城关不远，有幢漂亮的乡间住宅，名为克吕佐，从最突出的平台上可以望见宅内的花坛，远远看去，与城关的钟楼浑然一体。克吕佐对面是座遍植杨树的新月形岛，韦萝妮克在少女时代称之为法兰西岛。东边，远处重峦叠峰。媚人的风光和简朴多姿的建筑，使主教府成为这座在建筑材料的选择和建筑艺术上均不出众的城市里最惹人注目的宏伟建筑物。花园里这些引起作画中游的人们瞩目的种种景象，杜泰依长老早已熟悉，因此，他由德·格朗库尔先生陪着走下一层层台地，并不注意夕阳给古老的墙垣、斜坡的栏杆、城关的房舍和维埃纳河水面涂上红色、桔黄和淡紫的色调。他来找主教，主教这时正坐在最后一层台地角上的葡萄藤绿廊下吃餐后点心，沉醉在迷人的晚景中。岛上的杨树在河中拉长的倒影此刻似乎把水面分隔开来，发黄的树梢在阳光下犹如金枝金叶。浓淡不一的块块绿色，程度各异地映射出夕阳的余晖，交织成一片充满伤感的斑斓色彩。谷底，一层闪着点点金光的水泡在维埃纳河中随着夜晚的轻风抖动，鲜明地映出圣艾蒂安城关一片褐色的屋顶。圣马夏城关沐浴在阳光下的钟楼和屋脊，掩映在葡萄架的藤蔓间。半藏于河湾里的外省城市轻柔的低语，和熙的空气，一切都使高级教士心宁神安，那是所有论述过消化问题的作者们要求的心境；他两眼不由自主地盯着河右岸圣艾蒂安城关那边，岛上杨树的巨大荫影罩住园子围墙的地点，老潘格雷和他的女佣就在这园子里双双被害；但当两位代理主教令他想起的种种困难搅扰了他当时的小小快乐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捉摸的思想。
两位教士以为是烦恼分了他的心，其实相反，高级教士在维埃纳河的沙子里看到了德瓦诺夫妇和法院正在寻找的谜底。
“大人，”德·格朗库尔长老走过来对主教说，“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们将悲痛地看着可怜的塔士隆心怀对宗教的蔑视死去，他将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宗教，把可怜的帕斯卡尔长老骂得狗血喷头，朝耶稣受难十字架吐唾沫，他什么都不再相信，甚至地狱。”
“他会吓坏老百姓，”杜泰依长老说，“这件大丑闻和它引起的恐惧将掩盖我们的失败和无能。所以我来的时候对德·格朗库尔先生说，这个场面将使不止一个罪人投入教会的怀抱。”
一席话把主教搅得心烦意乱，他把一串正吃着的葡萄放在一张乡村风味的木桌上，擦了擦手指，招呼两位代理主教落座。
“帕斯卡尔长老没有干好，”他终于说。
“他最后一次去监狱碰到的场面使他得了病，”德·格朗库尔长老说，“因他身体不适，我们才没带他来讲讲困难，大人下令做的一切尝试都不会成功的。”
“囚犯一看见我们的人就扯起嗓子唱下流歌，用声音盖住我们想对他说的话，”坐在主教身边的一位年轻教士说。
这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右胳臂肘支在桌子上，白净的手懒洋洋地垂在一串串葡萄上挑选颜色最深的颗粒，象常客或宠儿一般自在和随便。他是德·拉斯蒂涅男爵的弟弟，与利摩日的主教沾亲带故，既是高级教士的常客，又是他的宠儿。年轻人献身教会出于财产原因，主教让他当自己的私人秘书，以便给他时间等待晋升的机会。加布里埃尔长老的姓氏注定他将谋得教会中最显要的职位。
“我的孩子，原来你去过了？”主教对他说。
“是的，大人，我一露面，这不幸的人便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辱骂我和您，他的言行让教士无法在他身边呆下去。大人是否允许我进一言呢？”
“让我们听听上帝有时放在孩子们口里的智慧之言吧，”
主教微笑道。
“他不是叫巴兰的母驴开口了吗？①”年轻的德·拉斯蒂涅神甫急嘴快舌地回答。
①典出《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摩押王巴勒惧怕以色列人，求先知巴兰诅咒他们，巴兰骑驴前往摩押国，上帝派天使三次挡住母驴的去路，母驴受巴兰打骂，竟开口说话，巴兰终于看见天使挡道，便按上帝旨意说服摩押人不与以色列为敌。
“据某些评注者说，母驴不大清楚它讲的是什么，”主教笑着反唇相讥。
两位代理主教微微一笑；一来这是主教大人开的玩笑，二来这玩笑是对年轻神甫的温和嘲讽，他受到聚在主教身边的要人和野心家的忌妒。
“我的意见，”年轻的神甫说，“是请求德·格朗维尔先生再次暂缓执行判决。囚犯得知推迟几日是因为我们说了情，也许会假装听我们讲话，而如果他听我们……”
“看到他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好处，他会坚持不改的，”主教打断他的宠儿说。“先生们，”他沉默片刻后接着说，“城里人了解这些细节吗？”
“哪一家不谈论这事？”德·格朗库尔长老说，“好心的帕斯卡尔长老作最后一次努力落得的下场是眼下一切谈话的主题。”
“塔士隆应于何时处决？”主教问道。
“明天，有集市的日子，”德·格朗库尔先生回答。
“先生们，宗教不能甘拜下风，”主教嚷道，“这件案子越引起人们注意，我越要获得辉煌的胜利。教会处境艰难。我们不得不在一座工业城市创造奇迹，在这座城市里，对宗教教义和君主制学说的反叛精神根子扎得很深，产生于新教、今天称作自由主义——哪怕明天再换个名字——的审查制度扩展到一切事物。先生们，到德·格朗维尔先生家去吧，他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告诉他我们要求缓刑几天。我将去看看那个不幸的人。”
“您！大人，”德·拉斯蒂涅神甫说，“如果您失败了，损失不是太大了吗？您应该胜券在握时去才是。”
“如果大人允许我讲讲我的意见，”杜泰依长老道，“我以为可以提出一个办法，保证宗教在这一可悲的场合获胜。”
高级教士有点冷淡地作了个同意的表示，这说明那位代理主教多么不受信任。
“如果有人可以影响这颗叛逆的灵魂，要它重新皈依上帝，”杜泰依长老继续说，“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出生村庄的本堂神甫博内先生。”
“受您保护的一个人，”主教说。
“大人，本堂神甫博内先生是那种用自己为基督教而战的美德和传教工作自我保护的人。”
迎接这个如此谦虚、如此简单的回答的是一阵沉默，除了杜泰依长老外，任何人都会觉得难堪；他的回答提到那些不受赏识的人，三位教士却认为这是一句谦恭的、无懈可击的、经过巧妙润色的挖苦话，是惯于恪守最严格的准则又讲出心里话的教士们的拿手好戏。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杜泰依长老从来不考虑自己。
“我对这位圣阿里斯泰提①早有所闻，”主教微笑着答道。
①阿里斯泰提（约公元前５５０—４６７），雅典政治家，为官清廉，人称“正直的人”。此处喻指博内神甫。
“如果我埋没这个出类拔萃的人，便是办事不公，或抱有成见了。你们的自由派夸奖你们的博内先生，仿佛他与他们同属一党，我要亲自对这位乡村传教士作出判断。先生们，到检察长那儿代我请求缓刑几日，等他有了回音，我再派亲爱的加布里埃尔长老去蒙泰涅克把这位圣人请来。我们将让这位大人创造奇迹。”
听到绅士派头的主教这番话，杜泰依长老脸红了，但他不愿指出话里令他不快的地方。两位代理主教默默地行礼告辞，留下主教和他的宠儿在一起。
“我们谋求的忏悔秘密大概埋藏在那儿，”主教对年轻长老说，一边指了指位于小岛和圣艾蒂安城关之间、杨树浓荫下的一幢孤零零的房子。
“我一直这样想，”加布里埃尔答道，“我不是审判官，不愿当密探；但假若我是法官，我会知道那女人的名字，她听到任何响动，任何话都发抖，但前额必须始终保持平静纯洁，否则就要陪囚犯上断头台。可是她丝毫不必担心：我见过那男人，他会把他炽热爱情的秘密带进冥府。”
“小滑头，”主教拧了一下秘书的耳朵说，又指了指小岛和圣艾蒂安城关之间给夕阳最后一抹红霞照亮的空间，年轻教士两眼正盯着它。“法院本该搜搜那儿，对不对？……”
“我去看罪犯，是想试试我的怀疑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他有密探看守，如果我高声讲话，就会连累他为之丧命的那个人。”
“咱们别讲出来，”主教说，“咱们不是人世司法的执行者。一个人掉脑袋已经够惨的了。况且教会迟早会知道这个秘密。”
沉思的习惯使教士的洞察力比检察官和警察强得多。高级教士和他的秘书常常从台地高处俯视犯罪的现场，老实说已经识破经过预审调查和重罪法庭辩论仍未搞清的一些细节。德·格朗维尔先生正在格拉斯兰太太家玩惠斯特牌，必须等他回来。将近午夜时主教府才得悉他的决定。加布里埃尔长老乘上主教的车，于凌晨二时前后动身去蒙泰涅克。这地方离城大约九法里，位于利穆赞，沿科雷兹群山伸展，与克勒兹省毗邻。年轻的长老把利摩日留在身后，它正受着翌日有指望看到、却依然不会出现的场面煽起的种种激情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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