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白鸿　(1975.11.26) 　　（吉林大学学员　王琦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鸿）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的“言语”：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以前的《水浒》评论者，把这段骈文，看作是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宣言书。这样一说，充满了尖锐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的梁山泊，竟成了理想的大同世界。事实真是这样么？否！这决不是“农民革命思想”的描绘，而是一篇阶级调和论的宣言。 　　所谓“忠诚信义并无差”，这是用“超阶级”的道德观来否认意识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生活环境、遭遇的不同，阶级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不同。《水浒》中一百零八人虽然都上了梁山，但他们上山的动机和目的是大相径庭的。李逵、三阮这些人，他们起义是为了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改变农民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与此相反，“潜身水泊”的宋江，被“赚”上梁山的卢俊义，以及被拉上山的朝廷命官，这帮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他们上山，是为了恢复、加强或提高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地位，他们不反皇帝，忠于皇帝。可见，在起义军内部，思想是千差万别的。这段骈文却宣扬什么“忠诚信义并无差”，企图用“忠义”把各个阶级的不同思想统一起来，否认各种思想的阶级烙印，它宣扬的恰恰是阶级调和论。 　　所谓“一般儿哥弟称呼”，是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抹煞人的阶级性。封建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决定了社会必然分为地主、农民两大对立阶级，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纯属阶级关系。《水浒》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正如鲁讯一针见血地揭露过的：“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宋江对“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和“猎户渔人”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对前者，低声下气，动辄跪拜；对后者，动辄斥骂，甚至要杀头。宋江是地主阶级分子，他不可能真正同李逵等下层人民建立兄弟关系。宋江和李逵，属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阶级，他们之间血淋淋的阶级关系，用“一般儿哥弟称呼”是掩盖不了的。然而，这段骈文讲江湖中的“兄弟”关系，从根本上抹煞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否定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这是地主阶级所宣扬的人性论。 　　既然农民和地主可以在一起称兄道弟，“酒筵欢乐”，那么梁山农民起义军同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也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既然如此，皇帝“赦罪招安”起义军，起义军投降受招安，也就合情合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骈文的最后一句是：“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见百二十回本），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全书的主题。“啸聚山林”，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在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休言啸聚山林”，歪曲农民的阶级斗争，并把农民起义引向“瞻依廊庙”即效忠皇帝——这正是作者写《水浒》的反动的用心所在。 　　宣扬阶级调和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贯伎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者搞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必然要捡起阶级调和论这个破烂武器，古往今来，没有例外。宋江是这样，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批判《水浒》中的阶级调和论，对于识别投降派，认识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是极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