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校园欺负行为干预研究的新视角
作者：陈婷婷 康丽颖
最后，发挥教师在欺负干预过程中的主导作用。O’Moore特别强调教师训练的必要性，认为如果学校期望反欺负策略取得成效，就必须对教师进行职前和在职培训，以使其理解自己在反欺负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行为的重要性。为此，西班牙的一些研究者设计了“SAVE计划”(Sevilla Anti-Violencia Escolar)，这一计划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出发，试图提供给教师应付各种具体情境的“工具包”(包括安排小组合作的各项细节，同伴调停等方法)，通过改变校园人际关系和道德氛围以及课程设置来减少欺负行为[10]。
2.3 班级层面的干预
班级层面的干预，旨在通过课程和定期班会等形式传达相应的知识、态度；建立良好的班级心理环境，改善学生尤其是受欺负者的同伴关系。研究发现，教师可通过定期班会或课上小组讨论等形式将欺负干预的相关知识融入课程当中，以激发学生的同情心。鼓励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并帮助学生了解如何保护自己[10]。教师也能参与到学生当中，共同建立、执行反欺负的规则，组织讨论旁观者在欺负防御中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若看到有人正在受欺负，他们有责任干预。Cowie在英格兰学校实施欺负干预策略时更多强调的是同伴支持，包括善待受欺负者，劝慰受欺负者和欺负调停等。研究发现，旁观者的行为可支持欺负亦可阻止欺负，他们对欺负行为的认识和举报在反欺负防御计划中有巨大影响[10]。
2.4 个体层面的干预
个体层面的干预策略主要是通过认知技能训练、人际交往指导等途径来改变学生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研究者认为，首先必须使受欺负者认识到，他们的角色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想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一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社会赋予男孩子的角色意识使得很多受欺负的男孩子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们的痛苦，也不愿意让老师和家长知道，所以长期成为被欺负的对象[10]。其次，告诉学生在受到欺负时保持镇静也是非常重要的，激烈回应或表现得绝望会恶化这一情境。因此，通过开设专题课程或利用自编话剧等形式教会学生在遭遇欺负时采取恰当反应和适当行为，使学生学会有效保护自己并积极报告欺负事件，才是最重要的[11]。
此外，大量研究发现，欺负者往往是那些自控能力较差和缺乏同情心的学生。针对这类孩子，通过录像、小品表演、观点采择等形式向其展示欺负的负面后果，在思想认识上先得以转变，由此培养他们控制自己实施暴力行为的方法。研究者强调，个体层面的干预依赖于教师和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并始终传达一个坚定的信息，即欺负不容姑息且必将结束[12]。
校园欺负行为干预研究的新视角/陈婷婷 康丽颖2.5 家庭层面的干预
作为孩子的主要监护人，父母应该参与整个过程，包括事先评估、计划制订、计划执行和评价。很多学校在欺负干预过程中，都忽略了父母和教师合作的重要性。Limper指出，父母、教师和学校委员会之间的交流合作对预防和减少校园欺负行为起关键作用。他不仅描述了由家长组织开创的各种先例，还积极促成了一项国家反欺负教育草案的制定和四种家长组织的成立。这种参与学校工作的家长组织，不仅可以使父母分享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及时了解欺负干预进度，还能使父母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采纳和反馈。事实表明，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意识，还取得了很好的实效[10]。
3 问题与展望
尽管几十年来校园欺负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时间尚短，依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方面，如一些研究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尚停留在描述层面，难以深入地考察欺负行为发生系统中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和整合，对欺负的社会互动本质也缺少系统的讨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以下问题。
3.1 研究领域的拓展
承前所述，当前关于校园欺负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关注欺负行为与个体气质、性格、情绪、能力、自我认识等的相关研究上，而对欺负行为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很少且比较零散。相关研究通常只从单方面考察欺负行为的发生机制，忽略了欺负行为发生的“系统”特点。校园欺负行为是孩子与孩子之间人际互动的结果，欺负行为具有系统发生性，多种因素参与其中，研究者既要考察人的作用，又要探讨多层环境的影响；既要考察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人格特征，又要考察欺负行为的互动过程[13][14]。基于上述考虑，研究者应拓宽研究视角，如从生态学角度、社会学角度探讨欺负发生的背景因素，进行原因分析，从实践出发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意义上研究欺负，真正揭示欺负这种特殊攻击行为的社会本质，以期获得对欺负行为的全面认识，更好地预防校园欺负。
3.2 研究方法的整合
当前，校园欺负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问卷调查法，包括教师、家长问卷和学生问卷。这类问卷通常采用匿名回答方式，同时伴有一份教师有关学校基本情况如学校规模、生源等回答, 以供资料分析。二是同伴提名法，即研究者要求每一名学生分别对全班其他同学按3个类别进行归类：欺负类、受害类和无关类。通常，研究者会按百分比进行分类。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测定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小组讨论、学校偶发事件报告等。
研究者在采用上述方法对欺负行为进行调查时，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社会赞许效应”使得欺负者在回答问卷时，倾向于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各种理由，有可能假报、漏报，而被欺负者则可能在希望获得帮助的愿望驱使下出现多报；其次，教师报告只局限于学校情境，难以全面反映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真实情况，而同伴提名也可能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再次，访谈法由于研究者直接参与其中，儿童在伴有防御心理的情况下作出回答，其客观性和准确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观察法、讨论法等也各有利弊。
近些年，一种研究校园欺负行为的新方法即叙事研究方法在国外流行，该方法将欺负行为放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实验测验，力图在具体的情境中解释欺负行为发生的原因，展示隐藏在欺负现象背后的真实。当然，这一方法的实际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10]。
总之，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欺负行为的本质特点和生成因素，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将各种方法有选择地加以结合，权衡利弊、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Olweus D. Annotation:bullying at school: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 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1994, 35:1171-1190
2 Eric M, Vernberg, Bridget K, et al. Resistance to Violence Prevention Interventions in Schools: barrier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2003，2:12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