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羞愧发展研究述评

作者:李健芳



  Schore(1996)在他的调节理论中指出,儿童发展的依恋类型本质上就是儿童的羞愧调节类型。当父母在情感上始终不可接近时,就缺乏情感调节,羞愧通过分离帮助儿童进行自我调节。当照料者始终可接近并倾向于持续与婴儿在一起,干涉婴儿为了调节唤醒而试图分离,儿童就不能学会分离。Wells(1996)报告了中年人中不安全依恋比安全依恋的人有更高的羞愧水平;Ruth,DiarmeAlexander(1996)的研究发现,害怕型和先占型被试羞愧感分数最高,安全型次之,冷漠型羞愧分数最低;Gross和Hansen(2000)让大学本科生完成成人依恋类型测验并实施羞愧感自我报告测验,依恋类型的测验基于Bartholomew的成人依恋模型。结果表明,先占型和恐惧型被试与羞愧正相关,安全型被试与羞愧负相关。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调查早期父母敏感性或依恋质量与随后的羞愧倾向性之间的可预见关系。
  
  3.2 兄弟姐妹偏袒
  儿童羞愧的另一个潜在源泉是实际的或觉察到的父母对兄弟姐妹的偏爱。Gilbert,Allan和Gross(1995)指出偏袒通过传递关于儿童重要性或价值的负面信息来产生羞愧。Gilbert(1995)的研究发现女性大学生的羞愧倾向与父母对兄弟姐妹的偏袒和自己与兄弟姐妹相比感到不重要的记忆相联。尽管偏袒与羞愧的关系还没在年幼儿童中研究,但当要求学龄儿童回忆母亲说过的或做过的伤害他们感情的事时,他们普遍报告对兄弟姐妹的偏袒。
  
  3.3 虐待、精神创伤
  身体虐待和羞愧之间的联系在学前儿童中已得到研究。受虐女孩与非受虐女孩相比,在成就情境中对成功显示了较少的自豪,对失败显示了更多的羞愧。虐待或精神创伤引发羞愧的机制是“加烙印”,偏离社会可接受标准的任何一种体验或特征是一种“烙印”。这种“烙印”能够“把人区分为反常的、缺陷的、不受欢迎的”,感觉到被加烙印包含了做一个消极的整体自我归因。Feiring,Taska和Lewis(1998)研究了8~15岁儿童中的“烙印”效应,发现曾被暴露于更多虐待事件的儿童,其归因类型更多为自我责备型,他们报告了更多的被虐待的羞愧感。虐待——具体内部归因与羞愧正相关,虐待加速了审视内在的过程,因虐待谴责自我,并感觉到羞愧。
  
  3.4 羞愧家庭环境
  持续暴露于羞愧环境能促进羞愧感的发展。Lewis(1992)指出,当父母容易羞愧或卷入引发羞愧体验的持续矛盾中,儿童会长期体验“移情羞愧”(由另一种羞愧引发的羞愧)。通过模仿自我责备归因的过程导致羞愧感产生。在这种环境中体验到的无助感将进一步通过培养无效感和加强自我责备归因来促进羞愧感。然而,研究还没有明确羞愧环境、自我认知和羞愧倾向三者之间的潜在关系。
  
  3.5 父母与儿童间相互作用
  在惩罚情境中儿童也能体验到羞愧,社会化理论家认为惩罚必然会暴露给儿童消极情绪。父母过多的心理控制能使儿童产生羞愧,间接通过把儿童看成软弱和无能的(过度保护)从而导致不能控制或无效感;或者直接通过贬低儿童(如爱的撤离、批评、轻视)从而形成自己对别人不重要、没有价值的感觉。Gilber(1996)让大学本科生评估羞愧倾向性和对父母在照料和过度保护/控制维度方面的知觉测验,结果羞愧与较低的父母照料和较高的保护相联系。Mills(2003)关于权威控制对年幼女孩羞愧倾向性影响的预期纵向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父母相对权威的3岁年龄组女孩比5岁年龄组女孩在失败和批评的情境中更容易显示羞愧反应。回顾性研究证据表明经常暴露于父母传递的伤害性信息情境能产生羞愧,当要求学龄儿童回忆父母说过的做过的伤害他们感情的事时,儿童越报告被父母所说所做感觉伤害,他们就越显示感觉被拒绝和自我否定。
  
  3.6 气质
  气质部分地调节自我意识情绪,不同气质类型的儿童倾向于发展不同的归因类型,气质上倾向于高水平焦虑和压力的儿童在违规行为后体验更多的不安和痛苦。Lewis(1992)指出气质上倾向于自我集中注意的儿童较不能阻断内部刺激并倾向于更多关注他们的身体感觉,这种内部注意集中能促进自我觉察的发展。并且是对失败作出消极普遍自我归因倾向的心理因素。气质影响羞愧感发展的另一个途径是通过儿童用控制注意来调节情绪的能力。低度注意集中和转移能力与童年中期内化问题相关,内化问题通常被认为能反映调节内化情绪的困难并与高水平羞愧相联。因此,尽管更直接的证据有待研究,注意调节过程可能是影响羞愧发展的另一个气质特征。
  
  4 羞愧的发展结果
  
  理想的羞愧体验是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然而,持续的羞愧体验是不健康的。对成人来说,羞愧感似乎与多种心理症状相联,例如焦虑、社交恐惧、害怕消极社会评价、压抑、痛苦、攻击、身体虐待、低卑感、躯体化,和饮食失调症状。羞愧感与童年中期的内化和外化问题有宽泛联系;羞愧通过加剧消极自我评价促进抑郁;回避的羞愧会形成“羞愧一愤怒”循环,把他人的拒绝理解为是由敌意引起的,敌意归因偏见会促进攻击行为。羞愧愤怒反应会形成一种对他人不信任的敌意的人际关系类型,倾向于认为他人有敌意意图,并用敌意的方式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然而,羞愧在攻击问题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羞愧通过增强对他人的消极评价的恐惧来加剧社会焦虑。也有证据把羞愧与皮质醇反应以及与免疫相关的身体健康联系起来,羞愧是一个心理应激源,过多过长的应激会增加应激反应系统的负荷并损耗身体。
  自从Benedic(1946)提出“羞愧文化”和“内疚”文化的差异以来,一些文化强调羞愧促使儿童社会化并调节社会行为,另一些文化则强调内疚。这个概念得到了关注。羞愧在不同文化中对发展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在崇尚儒家思想的中国,羞愧被看作是促进儿童社会和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个体社会化和道德教育过程中,羞愧是一种有益的道德情感。羞愧是道德自尊的重要成分,是道德自尊的自我维护和修复机制。羞愧会促使个体对自己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审视、反省,明确不足之处,并努力改正或补偿;会促使个体对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的关注,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以完善自己的道德自我。羞愧是良心的基础,强烈的羞愧感会促使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刻反思,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良心发现,做出相应的补偿行为。因此,对于羞愧社会化和羞愧发展结果间存在的潜在重要的文化差异,可进一步研究。
  
  5 结论与展望
  
  羞愧在社会和自我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理论进一步解释了羞愧如何发展以及适应不良的羞愧是如何影响发展结果的。到学步儿童期,出现了羞愧倾向性的个体差异。羞愧倾向有许多潜在根源,但几乎还没有预期研究证明它们对羞愧倾向发展的作用。许多问题还没有系统阐述。
  第一,应进一步明确羞愧倾向性的发展轨道。为了提供最清晰的发展数据,未来研究应探讨前提因素与羞愧倾向性之间的预测性关系。与当前发展的多级视角相一致,研究不仅要评估羞愧在所有水平上的决定性因素(从生物因素到社会因素),还要描述导致羞愧倾向性的普遍发展路径。羞愧倾向性是否由羞愧家庭背景、父母——儿童相互作用的羞愧诱导模式、羞愧促进体验多重原因的累积效应、经验和气质特征的协同作用而达到高潮?单一情绪社会化实践能否支持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与不同路径相关的调节过程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对预防和干预策略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二,促进羞愧倾向性的应对策略有待研究。儿童应对羞愧的策略是决定他们是否易于羞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气质、经验、和苦恼强度的原因,儿童可能使用无效策略,这会保持和增加苦恼。自我沉思是一种促进羞愧倾向发展的无效策略,是一种对自我反复消极思考的倾向。应对羞愧的另一个无效策略是情绪替代,羞愧没有被承认,而是被另一种较轻痛苦的情绪(通常是忧伤或生气)所替代。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确定增加或减少羞愧倾向性风险的应对策略,并研究它们影响羞愧的过程。
  第三,尽管羞愧被定义为是一种普遍特征,但羞愧是否是一种普遍特征,还是一种特定领域的界限性特征,或者是一种倾向于在某些领域比其它领域更显著的普遍性特征,这还不为所知。目前还没有系统研究评估不同领域内的羞愧和确定何种特殊类型的早期经验能把发展导向特定领域内更显著的羞愧,研究的一个障碍是目前缺乏评估多领域内羞愧的测量工具。
  此外,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羞愧情境中的性别差异。如果女孩事实上比男孩更容易羞愧,这似乎可以从性别角色期待和性别角色定型特征两个方面给予合理解释。然而,有人指出,目前的羞愧倾向性测验低估了男孩的羞愧倾向性,因为这些测验强调与女孩性别角色相关的规则违反情境(如显示人际关系间的不敏感性),而非与男孩性别角色相关的情境(如身体虚弱)。这些潜在的性别差异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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