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孔雀
作者：马 枋
如果说劳动教养是我自作自受的话，那么，被人当成精神病人，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是我今生最为蒙羞的冤案。
但是我的家人的体验却恰恰相反。自从我被判定为精神上有毛病之后，母亲多年没能在人前抬起的头颅，终于有了某种角度上的变化。家中其他的人好像也终于长出一口气，他们似乎觉得家里出了个精神病人，听上去总比出了个流氓要好得多。
他不是流氓，他只是脑子有病——他们终于可以在人前这样挽救自己的面子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脑子没病，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人；除了那件事我管不住自己之外，其他一切我都正常，跟所有正常的人完全一样。
我被当地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被关进医院，跟那些真正的疯子关在一起，接受药物和胰岛素治疗。三个月之后，我出院了。看上去我比以前老实了许多，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体内那种躁动和欲望并没有被成功铲除。
出院后，我被左邻右舍视为疯子。以前，我被他们当成流氓，他们投向我的目光是厌恶，是鄙视和轻蔑，而现在，他们投向我的目光则是恐惧和怜悯。他们的目光是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是健康人对病人的那种廉价的同情。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我宁愿被人们视为流氓，那样的话，我至少不是弱者，我用不着他们可怜。于是我继续作案。但这时人们似乎能够原谅我了。他们把我的行为当成不正常人的不正常之举，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我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是正常的了。
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奇怪。
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之后，母亲便不再跟踪我。她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不再担忧我被公安机关抓走了。
于是我得以整天在城里闲逛。
我们县城近些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那些木板搭建的公厕被相继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泥与砖块相结合的产物；其次是公厕的数量锐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木板厕所都有一个结实的继任者，往往是整条街上也见不到一处这种东西。有关的生理问题，许多人已经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我的问题却因此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却很难找到机会从而达到目的。我为此焦虑，痛苦，坐立不安，甚至感到活着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经常冲母亲发火。我也不像从前那么害怕父亲了。因为我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而父亲，他已经老了。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城边那条枯水河。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县城惟一的动物园了。那里的动物品种少得可怜，不过是几只脏猴，两只笨黑熊，还有一些呆头呆脑的鸭子——当然没有孔雀。我心目中最为美丽的孔雀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我之所以喜欢流连在动物园周围，并不是指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看到孔雀，而是，动物园里还保留着一处从前样式的简易公厕，可以让我有所作为。
因为屡有作为，我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尽管这医生仍然是精神病院的，但我不想称他为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对我说，我的病他能治好，但需要我的配合。而我却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精神病吗?医生很干脆地否定了，这令我很满意。于是我问了第二个问题：我是不是流氓?医生笑了一下，说，不，不能这样说。他说，你是心理上的毛病，不是品德方面的。
于是，我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并很乐意配合他的治疗。
我们每周见一次面。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医生分别用心理动力学方法、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对我进行治疗。也就是说，他先是通过谈话让我追忆，让我沿着时间这条绳子的纹路一直往前回想，这自然会挖掘出我五岁那年的事情，医生说这就是问题的起源。他说许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都是儿时形成的。接下来，医生开始调整我的认知结构，通过启发让我明白，我的窥视行为是一种儿童式的、满足初级性欲的方式，不是成年人所应该具有的。医生问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有没有想过恋爱、结婚和生孩子这样的事?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只是偶尔想过，但不是很强烈。我说，我最强烈的愿望还是偷看，看一次就立即感到轻松和满足了。医生说，这就是你病的本质，你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已经是正常成年人的水平，但你的性心理年龄仍然停留在四五岁小孩子的阶段。我觉得医生说得非常有道理。
在我第七次走进医生的诊室时，医生面带笑容地说，今天，送你件礼物。
我的心理医生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婴儿用的奶瓶。
医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饿的时候，就用这个奶瓶吃奶。
我愕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医生微笑了，说，你看，说到用奶瓶吃奶你就这么吃惊。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说，医生，我是大人啊，怎么能用小孩子的奶瓶?
医生说，这就对了。你是成年人了，你会觉得用奶瓶很不正常，也很不好意思。那么，当你体内有了本能的冲动时，你是不是也应该用成年人的方式去解决?
那次治疗之后，医生给我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把奶瓶时时带在身上，一旦又有了窥视的冲动，就把它拿出来，用它吃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很听话地按照医生的叮嘱，奶瓶不离手，且里面灌满了奶水。有好几次，我又有了那样的冲动，于是我一面克制自己不立即行动，一面拿出奶瓶，放在嘴边猛喝一阵。
我的吃奶行为让家人充满了担忧。
这个时候，我的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了。姐姐和妹妹已经远嫁，离开了这个被我玷污了的家庭。只有双亲接纳着我。尤其在我“精神分裂”之后，父亲已经不打我，母亲也只是唉声叹气，并不过多责骂我了。
看到我拿着奶瓶在房里转悠，偶尔还吃上几口，父母真的感到害怕了。从他们的目光和悄声耳语中可以判断，他们肯定以为这一回我真的精神分裂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午后发生的一幕。那一幕场景几乎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性事件，是洒向我昏暗生活的一缕明媚的阳光。
那天午后我走出房门，在院子里转了一阵，感觉天气非常不错，便摊手摊脚地半仰在一把椅子上。我的健壮的四肢沐浴着柔和的微风，每根汗毛都在收集着太阳的能量。我能感觉到，又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在我体内开始蠢蠢欲动，我只好赶快用奶瓶“吃奶”。这时，我忽然发现，院门口出现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正在探头探脑地向我这边张望着。女孩儿长得很可爱，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我猜想她可能是看见了我手中的奶瓶吧?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走到女孩儿近前，弯下腰对她说，你是不是想要叔叔的奶瓶?小女孩儿无邪地笑了。
这时，过来一个年轻女人，一把抱起女孩儿，转身便走。女人的脚步由疾速渐渐变慢，终于，在五六米远处停下了。女人缓缓地回过头来，我这才看清，她是花儿。
花儿瘦了很多。花儿的脸色比以前白了。花儿穿着一身素色衣裙。
在与我对望的那几秒钟时间里，我发现花儿的眼神有了变化，那里面仍然存有几分戒备，但已经不再是轻蔑和鄙视。那目光里已经有了些许温和的成分，而且，似乎深藏着几分淡淡的无奈。
那短短的几秒钟让我经历了一次从地狱到天堂的轮回。
当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花儿不久前离婚了，这次回来，是要把孩子留在父母家，自己单身返回省城。母亲叹息着说，一个多么好的闺女，可惜命不好啊!
就在那天晚上，我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到省城去。
前几天，我在省城街头看到一张电影海报，片名叫《孔雀》，我一下子激动不已。我等不到休息日，就跟老板请了假——这时我已经在省城一家小公司打工一年多了——我要立即去看。
当我走出电影院的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
城市的街道车来人往，喧嚣异常，我的内心却有种说不出的落寞和怅然。
我掏出贴身的小皮夹，从最隐秘的隔层里翻出一个小纸包。纸上写着一串数字，那是花儿的电话号码；纸里还包着一枚光彩夺目的孔雀翎，是我在街头流动小贩手上买到的。来省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动物园去看孔雀；后来我又去过很多次，并且，我已经见识过孔雀开屏的样子了。
我默默地读着那串号码，犹豫着，却始终下不了决心。来省城一年多，我一直没有勇气拨响她的电话。我知道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说不定在哪条路上，我们曾经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擦肩而过。多少个寂寞的黄昏，看到那些匆匆赶着回家的人们，我就想起花儿。在这个我从小就向往的城市，不知道花儿栖身的巢穴会在城里的哪个角落。
我一直没有勇气。但今天有些不同。因为我刚刚看了一部电影，片名竟然叫《孔雀》。孔雀，那是藏在我心底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
我终于在这个临近春天的黄昏，拨响了那个通往心灵深处的电话。
我说，花儿，你看了电影《孔雀》吗?
花儿淡淡地说，看了。
我说，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认为那个家庭里的小弟弟，也就是画了一张女人裸体画的那个中学生，他是流氓吗?
“……不是……”——花儿沉默了许久，终于这样对我说，“我认为他不是。”
我默默地合上了手机。
在省城早春的黄昏里，我站在乍暖还寒的晚风中，突然间泪流满面。
（选自《收获》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