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我对小说鉴赏与批评的个人体验
作者：陈美兰
这部小说以宏大的艺术规模和峭峻凌厉的笔触，对大别山区近百年来所遭遇的种种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对历史生态和民间生活的严重破坏，作了充分的描绘，对这种环境下“爱”的“福音”的存在和最终的飘逝，也作了浪漫的渲染。这样一些事件描写、人物描写和情节处理，都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拆解，就会发现，这个“历史寓言”所依托的总体背景，却又具有明显的历史实在性。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直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几乎涉及近百年中国历史的整个真实过程。这种生成方式，就使小说的艺术整体，存在一种明显的悖论。从寓言化的要求出发，它的事件和人物都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且往往会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来强化某种寓意。但是，《圣天门口》在强化种种暴力的一片杀戮时，却又给其史实背景以具体的铺陈，追求一些真实性的描写，如历史事件中战争的具体时间，部队的番号，行动的路线，以及如中共内部的“肃反”、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等逼真的生活场面，等等。都会造成读者以为作品是历史的真实的错觉，也才会提出小说在反映历史真实上存在偏颇的责难。因此，从这种拆解中我们会意识到，这部小说的关键问题在于，作家在处理“寓言化”与“史实化”的关系上还缺乏必要的匠心。
对一部小说生成方式的拆解，当然不是只停留在作品的内容分析或人物分析、矛盾分析上，而是还有必要进入到创作者的思维王国，把握其艺术思路的走向。有些作品创作者的思路是比较好把握的，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小说的艺术构成主要是许三观为了生计的九次卖血，一个基本情节被重复了九次：喝水——抽血——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沿着这一艺术思路来拆解，在九次卖血中融进了这个普通工人艰辛的命运、辛酸的苦楚，它像九个重锤，一下下地撞击着读者的心。但也有些作品创作者的思维王国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部十分复杂的作品。在小说主人公白嘉轩这个农村宗法社会代表人物的生活命运中，盘绕着多种社会力的作用。白、鹿两家地主的土地纷争，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农民暴动的“凤搅雪”，抗日烽火，还有家族伦理关系中的人际、代际间的冲突，复杂无比。我们在解读作品时，就必须在对这种种“力”的梳理中找到它们在主人公身上的主要作用点。白嘉轩那板直的腰杆，没有在参与暴动的黑娃的铁杆棒打下折断，但却在自己儿子践踏伦理、天良丧尽的行为打击下再也直不起来。这是进入作者思维王国的一个重要通道，也可以说是这部作品艺术生成方式的一个出发点。在表现中国农村宗法社会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后的必然瓦解的命运时，《白鹿原》在真实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更关注的是作为农村宗法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伦理的命运，小说中种种矛盾的展开，都是受作者这种复杂的情感和观念所牵制的。抓住这内在精神的关键点来拆解作品，就会更透彻地把握作品的真正内涵。
三、尺度
不管你是否从事文学评论工作，阅读完一部小说，总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在评价中就有一个选择什么尺度和尺度的如何操持问题。
一般教科书都会阐明这样的观点：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价值，一是其艺术价值。这当然是最基本的方面，无论对哪部作品都不可能离开这一准则。但是，我感到，在尺度的选择和具体把握中，我们往往还会遇到许多变数，这就需要评论者谨慎面对，否则，“尺子”容易会变成“刀子”，胡乱砍伐。
实际上，由于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其产品必然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无论是古今抑或是中外的每部具体文学作品，其思想、艺术价值也不可能都是均衡的，有的思想价值高，但艺术过于粗糙；有的艺术相当精致而思想内涵却不一定可取，而同样是思想或艺术方面，也有层次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尺度的把握上，就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尺度，就等于度量衡，对同一部作品，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度量衡去衡量它。比如一部历史小说，在阅读的人群中对它发生兴趣就常会有所不同，有些感兴趣于从中获得某种历史知识，他自然就更多关注这部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历史可靠性；而有些是感兴趣于从那里获得阅读的快感，他自然就重于欣赏它情节的跌宕、悬念的诱人，以及历史风情的奇异等等；而有些则在于从那里寻找到与历史人物某种精神联系之处，以获得心灵的慰抚，当然还会有人专注于小说人物与古人原型关系的考证，真是不一而足。其实，阅读者们无论从什么角度对作品作出评价，言之成理，都是应该允许的。一部作品，让人从不同的角度获得的东西越多，越能显示它的精神丰富性。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就是一个宝库，它给人的精神诱发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无需固定地独称谁才是最权威的解读者。
对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度量衡的衡度也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除了时代的价值标准、思想观念的影响外，与人的情感因素和理性程度也有密切关系。就拿对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兴趣来说吧，我不认为前些年的“张爱玲热”完全是趋赶时髦，在更大程度上它应该是研究界、评论界理性发展的产物，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度量衡，看到了这位作家的创作在当时环境下另辟创作新路的意义，看到了她对人性审视方面所作的特别贡献，从而正视并肯定这种贡献。今天人们对“红色经典”的评价尺度的变化也与革命的“亲历者”与革命的“后来者”的情感差异而引起所持尺度的差异有密切关系。我认为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都应允许相互存在，而不必相互排斥。
正因为多种情况的变动会导致尺度的变动，所以在批评活动中如何把握尺度，就需要评论者的经验和智慧了。
这里，有几点体验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对待时效性与经典性的问题。文学创作自然都会追求创造出经典性的作品，但真正能成为经典毕竟是少数，而且，经典的形成也不可能在当下就作出判断，而是需要时间的检验。因此，我认为评价一部作品更重要还是审视它的时效性价值，审视它在当下对我们的生活、对人们精神提升所产生的作用。现在有些评论者随意把一些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作品说成是为今后的人写作，这实际上是个遁词。一位哲人说过，没有今天，就没有未来，未来是今天的未来。许多已成为经典性的作品，都曾在它出现的时代发生过广泛影响，至少受到同时代中一部分人的欣赏。当然，时效性的检验尺度也是有所伸缩的，这自然是看它对时代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对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程度。但要看到，一部作品对时代的影响不可能都是全方位的，而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的，我们的尺度也就应该具有弹性，不要因为某部作品在这方面的某些欠缺而漠视它的存在。
其次是把握好芜杂与精粹的区分。对待一些思想内容芜杂、创作倾向不好的作品，人们很容易给予一概否定。但文学评论应该具有科学、客观的眼光，所以我觉得对一部被认为是糟糕的作品，也不应该忽略，去审视它是否还具有某些可取之处。像《上海宝贝》这样的作品，总体倾向自然是不可取的，但应该承认，它语言的时尚感却是出色的，它活脱地跳动着现代都市的情绪和音响。在这方面显示的魅力，或许正是它获得广大市场的原因。
另外，在文艺评论的操作过程中，也还有一个从评论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问题。我常遇到这样的场合，在讨论一些刚涉足文坛、或一些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的创作时，我们有些专业的批评家常会拿出“专业”的口吻，以高韬的标准来证明这些作品的不足，这种姿态我以为是不妥的。一个批评家，应该能体会到作者创作起步的甘苦，体会到他创作的渴求，应该善于从这些作者虽还不太成熟的作品中发现他的优势和潜力，再从他的基础出发提出一些切合其实际并可能达到的要求，这样的批评也许会更见效。
对一些刚从事文学创作、经验不足的年青作者，我们的批评更应该采取认真细致的态度。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是最容易受批评舆论所左右的，所以批评家的发言要更加慎重。记得作家余华曾有过这样的写作经历：当他刚学习写作不久，就曾被一位批评家的言论所迷倒，使他以为一个作家所面对的“生活都是不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他有一个阶段的创作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观念诱使下进行的。开始确实也写出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但当整个创作都浮游于虚渺的精神太空时，其弊端也就自然出现了。实践终于使他醒悟并重新找到自己的出发点，陆续写出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既具有生活汁液又散发着现代感的优秀之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找到了用“现代叙述中的技巧，来帮助我达到写实的辉煌”。这个过程反衬出文学批评对待年青作者进行诱导时应负有的责任。特别是今天，社会上有许多诱惑会使一些有才华的年青作者难以把握自己，像郭敬明刚发表他的中篇小说《幻城》时，作品所显示那种奇特的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是令人惊异的，这种才华应该会使他成为出色的小说家，但商业的诱惑终使他成了一个商业写手。尽管他的财富收入会令一些人羡慕，但我仍然为我们小说领域的未来失去一个可造就的天才而感到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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