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朱自清散文中的女性文化心理释疑

作者:田瑞云




  在1930年的清华年刊里,朱自清曾为余冠英写过一个小传。“在那篇小传里,他说我是‘狷之者流’,‘外温然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又说我的文章是‘理胜于辞’。我看后笑了起来,告诉他:‘别人正是这样评论你的。’他也笑了,对这样的评论不曾表示什么意思,他似乎默认了。”[8]在《论气节》一文里,朱自清更直接地表白:“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从“五四”走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这无疑是“夫子自道”般的心灵独白。他总是以自尊、自重、自强、自爱来持守自己的平常心;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务实精神来对抗心灵的空虚和黑暗的社会;以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来求得人格的高尚纯洁。
  “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外”,朱自清的性情铸就他散文的风格。读他的散文,我们总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温婉中和的谦谦君子,这位温温君子又总是在百折不回地追寻着一种内敛之美、中和之美、温柔之美、清纯之美、高洁之美和坚贞之美。这些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又恰与传统文化范畴中的女性形象“不期而遇”,这也自然孕育出朱自清散文的女性意象。
  甲骨文中的“女”字,不仅展现着柔和匀称的形体,更昭示着矜持、娴静、安详而又深沉的气质。“窈窕淑女”是传统社会的“选美”标准。熟谙哲学而又对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朱自清,同样视女子为美的符号,美的化身,美的理想境界。当然,朱自清所赞赏的已不是世俗的血肉之躯,而是被理想化的、借自然之力创造出来的“艺术的女人”。《女人》一文虽借白采之口,却确切无疑地表达了作者自己对女子的欣赏、钟爱和赞美。
  不难看出,朱自清散文中充满女性气息的美好意象往往是作者自身思想与情感心理的寄托,心性如“绿”,心慕似“春”,心仪是“荷”,……也就是说,朱自清在他的散文文本里,时常委婉而含蓄地以女性意象自比自况:
  女子是适中的。朱自清最喜欢的月是淡淡的,色彩必不可太淡,不可太明,不可太浓,也不可太暗,而风总是微微的,雨总是细细的,景物也总是疏疏离离、似动非动、似静非静的,就连花的香,也要浓而不烈,清而不淡。
  女子是内敛的。朱自清的“绿”是看不透的,“荷”的叶子和花如笼着轻纱的梦,不能朗照的月光是最恰到好处的,飞瀑的影子像个幻网,月儿也总是羞羞答答的。一切都在若隐若现、若聚若离、浑沌朦胧之中,包括哀而不伤、含而不露的作者的情感。
  女子是温柔娴静的。朱自清的散文世界里,没有汹涌咆哮的大海,没有光芒万丈的太阳,也没有壮怀激烈的赴死,更没有血雨腥风的战场,有的只是新月、晚霞、萤火、清梦、霏霏的细雨和飘忽的影子。
  女子是洁身自好、自怜自爱的,女子又是博爱的。朱自清在《论自己》中陈述:人天下第一的要爱怜自己,单是爱怜自己还不够,“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他的一系列亲情散文无不显示着他的母性般的柔情与博爱。
  ……
  以女性自况,以香草美人比喻自己的高洁品格,实在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自屈原以降,在历代文学大家的作品中,以女子意象来比况自身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高标,真乃比比皆是,源远流长,谙熟中国文化传统的朱自清不过是又一个传承者。
  朱自清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号菊坡,父亲字小坡,他原名“自华”取自苏东坡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足见其家学中所绵延的精神追求——祈慕苏东坡的文学才华,更祈慕他襟怀坦白、傲视忧患、性情耿直的高风亮节。扬州古城的文化浸濡,少年时的刻苦努力,古典文学研究上的精深造诣,铸造了他中国读书人的人格风范。在朱自清的身上,几乎融合了传统读书人的所有理想品性,比如忧患、和合、乐道、人本、笃行、进取等,但同时,朱自清也自然受着传统读书人身份意识潜移默化的浸染。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是靠着皇帝生存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雏形来源于帝王之师,他们是一批以知识服务于政治的人,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他们对皇权(或政权)的依附心理。对皇权的长期依赖,使他们充当着君王仆役的角色,这种角色关系类似于男权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另一方面,在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是一以贯之的。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9]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于是,读书人与女性在“国”与“家”中的地位就有了教化上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就自然地将自身比作君王的妾妇。历史传统的妾妇意识,使士大夫们具有了一种女性气质:以妾妇自拟的文化心理,追求柔媚娇婉的女性化审美情趣,崇尚昳丽皎然的女性化容貌体态,遵从与女德相似的社会伦理。这种对女性意识的认同,在屈原辞赋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途经唐诗宋词的繁衍推进,及至《红楼梦》,则达到了顶峰。
  传统读书人认同女性身份还源于这样一种认识:男人们为争名夺利而相互倾轧,明争暗斗,人也由此变得庸俗、肮脏而丑陋,只有深闺女子,可以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可以保持人所固有的天然美好之性情,这实在令人向往。
  所以说,朱自清在散文创作中如此钟情于女性意象,其根源在于其文化心理中的女性意识倾向,再加之以自身的性格特征,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潜流。传统文化的长期濡染,使得女性自拟的文化观念已经潜藏于朱自清的内心深处,成为其文化心理中的一种“先天存在”的“深层意识”。他的处女作小诗《睡吧,小小的人》就因感动于一张美丽温馨的画片:画面上一个西洋妇人正在安抚婴儿入睡,一轮明月撒下温柔的光辉,微风吹动身旁的花枝,仿佛传来阵阵沁人肺腑的幽香;而他的第一篇散文《歌声》不但用近一半的文字描写女性意象,而且整个文本都弥漫着浓浓的、“令我神迷心醉”的温润甜美气息。
  当然,朱自清笔下的女性不再是顾影自怜的幽女,也不是凄凄切切的怨妇,而是花枝招展的小姑娘,是舞蹈的仙女,是柔软平和的睡美人。她们个个鲜亮,美丽,活泼可爱而又充盈着青春活力。这不但是朱自清“刹那”主义人生态度的折射,更是他不断思索“那里走?”“那里走!”过程中的一种超越。朱自清虽然是“向下”的、低调的,但却是不断向前的。歌颂美好的事物,赞美新的力量,矢志不渝地企盼着“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到来,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也是朱自清的生命之源。所不同的是,朱自清并非朱乔森先生在《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再版序》中所特别提醒我们的那样,说他晚年“异乎寻常地成长和成熟起来,进一步同人民走到一起了”,更算不上一个“斗士”。朱自清在其后期的文章中确实使用了“人民”这一概念,但那也只是“大众”的内涵而非阶级的范畴。他晚年对某些活动的参与,对美国救济粮的拒绝,与其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张扬,勿宁说是其完美人格的凸显,是他“特立独行”节操的持守。在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高呼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而走向革命道路的时候,朱自清依然故我地坚守着自己的心灵阵地,我们不得不叹服他的人格定力。这种不渝不移的人格定力使朱自清部分地实现了由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权的附庸,不再是“帮忙”“帮闲”的工具,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于对人类自由精神的肇启与呼唤,在于对自身独立自由人格的构建与持守。正是因为具有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基座,身处乱世的朱自清,依然如女子在深闺中为美而生,为情而活那样,能够坚持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正义,为美而美,为文学而文学,顽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心灵世界,让无数的后来者汗颜。
  处在那样的乱世,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是他的不幸;但在那样的时事和境况中结束自己的人生之旅,对于认真不苟、性情笃厚、品格高洁的朱自清来说,真乃不幸中之万幸,这也恰好成就了先生的完美人格。
  
  参考文献
  [1][2][3][4][6]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15、137、33、34、121页。
  [5]蔡元培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年,第206页。
  [7] 朱乔森:《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8] 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9]《孟子·离娄上》。
  (注:此文系山东泰山学院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田瑞云,山东泰山学院中文系教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