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对生存状态的勾勒
作者：李永新
余华的暴力描写不仅指涉人性欲望和历史暴力，而且指涉现实层面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中。”[6]人的暴力欲望构成社会制度的权力结构，所以不只是那些显性的暴力残害了人的生存，社会意识和权力结构中包含着被遮掩而又无处不在的暴力更根本地威胁着人的生存。在《现实一种》中最后山岗的尸体被解剖的场面，令人心悸地看到，科学外衣所掩盖的仍是触目惊心的暴力，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被制度认可因而是合法化的暴力。《河边的错误》也暗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隐形的残暴无所不在。疯子被强迫接受电疗并差点送命，这种强迫电疗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背后是强大的科学话语的支持，因而其权威性便不容质疑。而最后，科学话语对马哲的宣判意味着马哲杀人和疯子杀人不再有任何区别。这些使我们看到余华对暴力的思考纳入到对人潜意识的权力欲望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批判性反思。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在家里的权力的获得，靠的也是暴力，以至家中没有人敢反抗他。甚至连小孩都知道，该如何通过暴力来获得权力。当孙光平用镰刀划破了弟弟孙光林的脑袋，为了逃避父亲的惩罚，孙光平又强行划破另一个弟弟孙光明的脸，然后同他一起诬告孙光林，结果受到惩罚的不仅不是施暴的哥哥孙光平，反而是受害者孙光林也就是“我”。耳濡目染中的恃强凌弱在步入成年后必然会以对暴力的施用来获得权力实现反抗，比如“我”在作业本上记下了复仇的记号，而“我”也在成长的过程中多次用威胁的方式（这是另一种性质的暴力）打败了国庆和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美好”。是暴力征用了权力，而权力又反过来证明了暴力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于是一个人性的囚牢就在暴力和权力的交织中建立了起来。余华笔下的人物多数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以暴力的发生决不是一些个案，它其实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思维之中，即使是暴力的批判者，也未必能够幸免，因为我们看到余华在进行这种暴力叙事时，多少有津津乐道和过于迷恋之嫌，甚至还多少有了话语暴力的迹象。由此可知，肉体暴力的实质，最终一定指向它背后的精神暴力。应该说余华是清醒而深刻的，是他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关照并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
福克纳说：“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罪恶的存在，需要去改正、去变革。他们不应该永远只记得善与美。”这句话为余华作品中的残酷的暴力书写提供了存在的依据。暴力的书写是为了揭示人的生存状态，当然先锋作家对常理的拆解立场很容易使余华走向对立于经验世界的另一极端，而将一般普遍的荒谬处境推衍为极度的生存形态，因而也自然地凸显出残酷化的特征，这里有西方作家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余华的每一部小说里几乎都要写到美丽的、金黄色的给人温暖的阳光，所以心里有这种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阳光的作家，决不会永远止于对黑暗与虚无的陷落，余华书写暴力的意义便是对生存的真相仅仅看清还不够，还要人在直面与正视中产生一种“恐惧与战栗”，以此作为探询现代人类生存之光的起点。
注释：
[1]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余华，《虚伪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余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3]董小玉，《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5]赵毅恒，《非语义化的凯族——细读余华》，《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6]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参考资料：
1、《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余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回归之途：先锋小说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邢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李永新，女，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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