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论现代性在中国晚清文学的表征

作者：吴跃平

　　这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在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得以体现：“一句‘到和平饭店喝咖啡去’，说出了上海年轻人一个怀旧的夜晚。坐在那里，他们想要是自己早生五十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故事。那是比坐在他们邻桌的欧洲老人更梦幻的心情吧，也是只有上海孩子才能有的心情：对欧化的、富裕的生活的深深的迷恋。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的深深的自珍。到那里去的上海年轻人，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英文，更懂得怎样用刀叉吃饭，更喜欢西洋音乐，有一天，可以拿出来一张美国护照，指甲里没有一点点脏东西。这也是这个城市年轻人潜在的传统，从来没有被大声说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现代性”的历史意识在“五四现代性”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传统中被压抑——以致于“从来没有大声说出来过”，或被忽略、或令人难以理解。而这种试图将上海这类大都市与世界接轨的强烈冲动，正是“现代性”意识的突出表征，也正是“五四现代性”传统压抑的边缘，更是晚清“现代性”历史的、现实的存在。从鸳鸯蝴蝶派到“感觉派”，到张爱玲、苏青，到王安忆、陈丹燕、唐颖等的缅怀旧上海，再到池莉、邱华栋、李大卫等人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我们都不难看出“被压抑的消费欲望现代性”的脉络。
　　晚清现代性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还因为它不像“五四现代性”那样，能够在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中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是常常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是晚清诗歌变革的特殊文化语境。由此产生的变革主张与思想，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一，“日常生活”决定了变革的实用性特征，即诗人所体验的不是形而上的玄思，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处境。其二，“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被遭遇，带给诗人的首先是感官上的刺激，而不是思想或精神上的刺激，这就决定了变革的物质特征，即诗歌首先遇到的是能否准确地描绘出“现代性”的物质世界，然后才是能否描绘出“现代性”的精神世界。
　　另外，在晚清进步作家的作品中，已出现了与古典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文学形象，比如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3年）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已成为现代性文学在20世纪的一种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8]
　　
　　注释：
　　[1]参见赵一凡：《现代性》，《外国文学》（京）2003年第2期54—59页。
　　[2]参见王一川：《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7页。
　　[3]参见黄遵宪：《杂感》诗。
　　[4]参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5]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6]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8]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吴跃平，男，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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