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4期

重提小说创作中的人文精神

作者:张细香




  王蒙提出:“作品是现实的反映或延伸,同时作品又是作家的乌托邦”③。先锋作家的想象能力是他们出奇制胜的一大法宝。由于他们当时普遍都比较年轻,较少传统文化的重负,80年代在中国抢滩登陆的现代派文学轻而易举地在他们的精神领地上生根发芽,成为他们的话语传统。他们认为,既然物质丰裕的现实生活是如此残缺,给人带来众多的不幸,那么惟有通过梦境予以超越。先锋派作家是造梦的专家。梦境延伸了他们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在梦境的再造中,他们构筑了一个精神的乌托邦,达到了远离现实的目的。在无意识的语言叙述方面,格非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不久前重读他的《褐色鸟群》,文本对一个个梦魇般荒诞不经、骇人听闻的情境的栩栩如生的叙述,仍然让我产生毛骨悚然的感觉,可以说,这是叙述本身带来的震撼力。
  我不认为,异质的文化不能融入我们的文化背景并进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不认为先锋小说中的人物是无根的浮萍。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异质文化的融入还不够规模、不够深入而导致先锋文学的夭折。主要表现在,先锋文学植入了异质文化因素,也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了人生的荒诞和虚无,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现代主义作家对虚无的思索、对人类苦难的深深的怜悯。如果我们的民族的血脉中本来就缺乏对他者的苦难感同身受的普世主义的关怀,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移植异质文明进行输血?可惜的是,先锋小说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连同对人的价值的上下求索也截断了,充斥在小说中的是血腥的“暴力”和“欲望”,却难以寻觅作家的人文关怀,这是先锋派之后的小说缺乏深度、陷入自恋主义泥潭的主要原因。这不难理解,为何称得上大师级的小说家,往往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导师。先锋小说家抓住了语言,也迷失在语言里,过分的自恋导致了对他者的遮蔽。
  在先锋小说及晚生代小说对性的描写方面,这种缺失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大家所讲的,性在中国文化中,从来都不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状态。性要么是生殖的唯一目的,要么成为男人的娱乐消遣,为何在我们的文学中,“性爱”这一人性最集中、情绪最浓烈的生存状态往往成为缺席的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奇怪的是这个问题从来没得到深究,笔者此时无意对此作过度阐释。大多数人看得出男权文化在“性”的问题对女性的巨大压迫,却没有看到男权膨胀时给男性自身带来的自戕式的后果。涉世不深的一些所谓的晚生代作家更是走向极端,这是我们的文化缺失人道主义关怀的另一个表征。在商业文化独领风骚的今天,对于一些尚未享受到物质文明成果的青年作家来说,现在能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的地方确实不多了,好在最终有他们以为更为低等的女性衬托他们的尊严,他们也就毫不犹豫地把爱情称为“一泡屎”,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权力是多么迷人的东西!他们也许知道,爱别人的辛苦不用提,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爱情”所要求的人格上的平等,意味着他们得放弃仅有的特权,否则就无法实现灵与肉的结合。没有或不愿走进女性的心灵世界,这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无法展示性爱的美好的根本原因。《红楼梦》是个例外,它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作家走进了女性的心灵世界。
  最后,我想以自己一次失败的阅读经历结束此文。我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我观看《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部影片时,女主人公的痴情一次次让我泪流满面;十多年后,我从丈夫手里接过这篇同名小说,却怎么也无法完成对它的阅读。是不是因为我当年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太容易“为情欢喜为情忧”了。不过我想,如果小说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还比不上一部影片的话,小说真要面临被抛到边缘的边缘的命运了。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第15页。
  ②引自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第1288页。
  ③王蒙:《作家话语与乌托邦》,《钟山》1995年第5期。
  
  张细香,教师,现居广东东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