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5期
关于文学阅读的三个建议
作者：樊 星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二、沉默寡言。言必与人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聊天。
三、生活秩序。每一样东西应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件日常事物务当有一定的时间。
四、决心。当做必做；决心要做的事应坚持不懈。
五、俭朴。用钱必须与人或与己有益，换言之，切戒浪费。
六、勤勉。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七、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洁公正；说话也要如此。
八、公正。不作不利于人的事，不要忘记履行对人有益而又是你应尽的义务。
九、中庸适度。避免极端；人若给你应得惩罚，你当容忍之。
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清洁。
十一、镇静。勿因小事或普通的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十二、贞节。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举行房事，切戒房事过度，伤害身体或损害你自己或他人的安宁或名誉。
十三、谦虚。仿效耶稣和苏格拉底。”（《富兰克林自传》，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8-119页。）
这些格言，使我很自然想起了我国历史上的《颜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十三条德行是富兰克林成功的要诀。这些要诀在美国广为人知——《富兰克林自传》因此成为美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世俗智慧，在当今许多人眼中，是无力的说教。然而，富兰克林以及许多平民的成功历程却证明着它们的真确。我由此感悟：人文精神并不玄奥。它有时就闪现在历久弥新的世俗智慧中。
读这一类的巨人传记,是人生一大乐事。有志成才的青年，不妨找几本来读读。书中自有真人生，真性情，真智慧。
二、读点创作谈
上面谈到了作家的创作谈。在我看来，那些优秀作家的创作谈，常常比一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更具有真切的文学与人生智慧。
多年前，买过一本薄薄的小书：《世界100位作家谈创作》（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那是法国巴黎图书沙龙向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征求“您为什么写作”的回答的精选。乍一看去，五花八门，很有趣味——巴金的回答是：“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陈映真的回答是：“我写作为的是人类解放”；诺曼·梅勒的回答是：“在写作中生存”；君特·格拉斯的回答是：“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戈迪默的回答是：“为了探索文字的奥秘”；海因里希·伯尔的回答是：“搞创作是一种乐趣”；……不一而足。这意味着，文学的动机十分驳杂，可以十分崇高，也可以十分平常，没什么一定之规。
几年后，又买了一本米兰·昆德拉的书：《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有一句话使我过目不忘：“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他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该书第19页。）在这段话中，充满了作家的个性和智慧。这样的概括，十分精当（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句话唯一的不足是应该在“每一部”后面加三个字：“优秀的”）。事实上，许多优秀的散文、诗歌、戏剧和评论不是也都在不断地揭示着同样的文学真谛吗？优秀的文学作品何以成其为“优秀”？没有比这句概括更精彩的了。而如果我们能认同这样的说法，不也就能学会以“复杂”的眼光去打量文学与人生了么？
又岂只小说？韩少功也注意到了“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作家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吗？可中国早有古训：“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也是不移之论么？作者必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吗？可不也有只有少数读者欣赏的“阳春白雪”么？作者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么？可许多优秀的作家不都在锐意求新么？写作要勤奋，固然不错；可写多了又会不会太“滥”？……说去说来，“文章无定法”，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要靠自己去摸索，难有什么秘诀。（《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这样的心得，是传达出了文学的微妙与玄机的，值得品味。优秀的作家除了有文学的天赋以外，还有一颗不为俗见所惑的自由心灵。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象征。这颗自由的心灵使他能超越种种的一般之见，拒绝僵化的思维和武断的结论，在出人意料的“禁区”或“盲区”开出文学的新恳地。
而在王蒙看来，“真正的艺术（有时还包括学术）是具备一种‘免疫力’的，它带来忧愁也带来慰安与超脱，它带来热烈也带来清明与矜持，它带来冷峻也带来宽解与慈和……有诗应去病，得韵自怡神！”（《雨在义山》，《王蒙文集》第八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页。）这样的文学观使王蒙的作品充满机智、幽默（虽然有时也难免油滑）。这样的文学观也正好与现代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学和医学一样……具有跨文化治疗的可能”，因为“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的说法不谋而合（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文学与治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想想多少人在贫困、潦倒、疾病的缠绕中从文学获得了力量，想想多少人在失恋、失意的困顿中靠文学的帮助超越了苦难，就真的可以发现文学的这一特殊功能了。
由此可见，文学是什么？似乎一言难尽。文学的精神是十分玄妙的，可以常说常新。文学的魅力亦在于此。
三、读点当代经典
当代人，必然最关心当代的经典作品。经典不一定非得经过漫长时光的检验。有的文学名著一产生就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很快进入了经典的行列。《老人与海》、《百年孤独》、《阿Q正传》、《雷雨》都是证明。
这些年来，有相当一批学者在从事着遴选、阐释当代文学经典的工作：从将金庸“经典化”到“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的推选、到2000年上海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活动，都显示了这一动向。虽然在众声喧哗的今天，已经难有众口一词的结论了。但这些遴选出来的作家作品一般没太大出入，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以全国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结果为例——最有影响的十位作家为：王安忆、余华、陈忠实、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余秋雨。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为：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不妨将这份答卷看作当代评论界在确认当代文学经典方面的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标本。
不是说90年代是世俗化的年代么？可上述答卷中与世俗化思潮挨得上边的似乎只有《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而且，这些记录世俗人生的作品与“新写实”作家描绘“烦恼人生”“原生态”的作品在文学风格上显然也相去甚远。比起“新写实”小说来，《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无疑更富于沧桑感和哲理韵味。另一方面，《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文化苦旅》的深厚文化底蕴、丰富文学意蕴以及《心灵史》、《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的崇高境界、壮丽风格，也都达到了相当博大的文学与人生境界。《白鹿原》中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心灵史》中回民宗教精神的感天动地，《文化苦旅》中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叩问，《九月寓言》中对于农民生命热情的礼赞，《长恨歌》中对于上海市民生活信念的讴歌，《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中对于底层百姓坚韧生命意志的重新发现，《马桥词典》对于民间文化混沌状态的展示，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当代作家对于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其中有批判的主题，但更强烈的意向，是理解与讴歌。“五四”时期作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话语已经明显被理解民族苦难、弘扬民族精神的新思维所取代。
由此可见，经典还应该具有超越性：在世俗化的年代里超越世俗化的喧嚣，在“身体写作”、“欲望写作”、“时尚写作”的年代里继续反思历史、关怀文化、讴歌民魂。如果这样的思考可以成立，作为文学教育工作者的人们，就应该结合这样的活动，在学生中进行关于文学超越性的教育：文学来自现实，但文学又是可以超越现实的。这种超越不仅意味着坚持文学的精神品味，坚持文学的人文关怀，而且还特别意味着对“时尚写作”的超越。因为有的“时尚写作”当然也是显示了文学的精神品味的，但不知为什么，读来就是苍白；有的“时尚写作”不是没有人文关怀，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人云亦云，缺乏真诚，缺乏个性。我想，这样的教育对于积极引导学生从随波逐流的“时尚阅读和写作”中跳出来，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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